来论
经历了一年多的焦急等待，“女司机醉驾玛莎拉蒂撞宝马”案终于尘埃落定。据报道，11月6日，商丘市中院公开宣判，判处被告人谭明明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刘松涛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被告人张小渠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这份并非极刑的判决，让很多人大跌眼镜，却早有征兆：之前，3名被告与3名受害方就该案达成赔偿协议，伤者王交通将获赔600余万，两名死者家属各获赔200余万。这边是肇事凶手“花钱消灾”，那边是法院“未能顶格判刑”，难免会让公众心生质疑，司法会不会在金钱面前低头。
但是，如果没有这份刑事和解协议，“一码归一码”，被告人固然要承担更严厉的刑罚，而作为受害人及其亲属，即便是出了一口“恶人自有恶报”的恶气，却也是难以纾解生活困境。据报道，两名死者和伤者的家庭都不算宽裕，有死者的妻子失业在家，女儿抑郁致休学，而被撞后烧伤的宝马车驾驶员王交通，烧伤面积达40%，还接受了植皮手术，如果没有这笔和解赔偿费用，今后的治疗和康复费用，将会难以维持。由此看来，达成了刑事和解，并不是被告人的“单方胜利”，受害人也“有利可图”，这其实也是一种“双赢”的局面。
在司法实践中，特别是在交通肇事等常见犯罪案件中，刑事和解作为“一种以协商合作形式恢复原有秩序的案件解决方式”，是破解受害人赔偿难等问题的捷径。受害者得到了赔偿、赔礼道歉等作为“经济补偿”，而肇事者则付出更多的金钱等成本，原来被撕裂破坏的社会关系，也通过这样一种法定方式，得到了修复和维护。此外，就一般交通肇事犯罪类案件而言，属于过失犯罪案件，过失犯罪较之故意犯罪罪过要轻，社会危害性更小，刑事和解也不至于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当然，“升格”后的罪名，即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虽然可以判处死刑，也应综合考量，不宜一重到底。在一审法院看来，谭明明驾车时处于醉酒状态，主观上不希望危害的发生，属于间接故意犯罪，与故意驾车撞人等直接故意犯罪有所不同，到案后能如实供述罪行，系坦白，且积极赔偿被害方经济损失，有悔罪表现，可依法酌情从轻处罚。这些情节说明，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并非“怙恶不悛”，社会危害性也未达到必须消灭犯罪人肉体的程度。
再翻看现行法律，最高法2012年即发布有关解释，明确规定“对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被告人从轻处罚”，“判处法定最低刑仍然过重的，可以减轻处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甚至“可以免除刑事处罚”。5年之后，最高法又发布有关量刑指导意见，规定“对于当事人根据刑事诉讼法达成刑事和解协议”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礼道歉以及真诚悔罪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50%以下”。
就本案而言，尽管被告人谭明明有这样那样的恶劣情节，应当受到尤其严厉的刑事处罚，但也有酌情宽宥的情节，而一份“天价赔偿”的刑事和解协议达成，客观上部分修复了所造成的社会伤害，也给了她一根“依法从宽”的“稻草”。
不过，即便是得到了司法“宽宥”，对于谭明明等“锒铛入狱”的肇事者来说，所付出的成本也不可不谓“沉重”。如果这个世间还有后悔药，谭明明等应该会毫不犹豫服下去。镜鉴在前，痛定思痛，对于那些仍在幻想豪车横行、无视法规的马路杀手们，玛莎拉蒂案应是一堂最为深刻的法治教育课。 □杨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