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评
炎炎夏日，行色匆匆，杭州有女子突然被人当街“熊抱”，女子挣脱后报警，但警方最终认为男子行为情节特别轻微，不予处罚。据《钱江晚报》报道，本职为律师的受害女子因对处罚结果不服，一纸诉状将公安机关告上法庭。
当事人的法律专业背景并非此事被媒体“小题大做”的全部原因，要指出的是，普通治安案件的各方当事人(包括受害者)对行政处罚决定有异议，通过诉讼渠道寻求争议解决，是值得肯定的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
在遭遇“咸猪手”报警求助之后，对个案处理的进度、结果保持关注，应当说是受害人的本能。不难发现，在各方对强制猥亵的定性没有疑问的情况下，本案缘起于对猥亵情节的程度判断。办案机关因猥亵“持续时间较短”而认定的“情节特别轻微”，在受害人看来，却有公众场合，特别是学校周边作案这一“情节特别严重”的因素，而且作案时间短是源于受害人的挣脱和反抗，并非嫌疑人的主动放弃。
需要明确的是，无论是普通治安案件，还是刑事追诉，现行法律都赋予了办案机关根据具体案情判断追究与否的权力，违法犯罪情节的轻重决定了具体案件的程序走向。落到个案层面，则是治安案件中的“不处罚”与刑事案件中的“不起诉”频繁进入公共视野。仅以近期舆论热点为例，就有成都某中学教师猥亵男生被认定“情节轻微”等案件，因办案机关与受害人在案情程度判断上的争议而引发诸多讨论。
法律对违法、犯罪情节的程度判断，直接决定了最终的处罚结果，而“情节特别严重”更可成为对相关行为加重处罚的法定要件。相对而言，财产型案件因便于量化，对违法犯罪情节的轻重判断可以有相对统一的标准。而人身侵害型案件则显得困难，办案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也相对较大，特别是一些最终未经司法判断的个案处理，也才更容易陷入纠纷。
不仅如此，除了对违法犯罪情节的轻重判断，还有对涉案人员在到案后的态度评估，办案机关与受害人的体验也同样可能千差万别。如本案所示，在警方看来的“主观认错悔过态度较好”，在受害人的体会中，却是“从来没有接到过嫌疑人的道歉”。违法(犯罪)情节的轻重因为属于具体办案人员的主观判断，而在争议发生后则尤其需要司法的专业介入。
受害人因个案后续处理争议走上法庭的情况，固然不多见，但却因此而更具公共价值。国家对受害人异议权利的保障，一直都有相应的制度安排，无论是选择复议、申诉还是最终对簿公堂，都为司法裁量介入社会纠纷、最终定分止争留有相当的空间。从治安案件中因情节轻微而免予的处罚，到刑事案件中的法定、酌定不起诉，法律都赋予了受害人一方提出异议的权利，让具体司法裁量在其中能秉持专业做出判断。不仅是本案涉及的治安处罚轻重，甚至在刑事案件中还有自诉制度的设置，只要被害人有证据证明被告人侵犯其人身、财产权利，应当依法追究但却被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其都可以向法庭提出自诉。
“咸猪手”的情节轻重，性骚扰的程度判断，有争议就不妨上法庭。具体司法应当成为社会成员寻求权利救济的可信赖渠道，这也是公众选择信仰法治的社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