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论
自1月18日回老家(湖北黄冈市浠水县)至今，我亲历与见证了乡村抗疫的方方面面。
据我的观察，目前存在两大问题：乡村的抗疫物资供应不足，口罩、温度计、消毒液、防护服等尤其缺乏。抗疫物资遵照行政级别的由高到低、专业人士到非专业人士的规则进行分配，加上抗疫物资整体处于供小于求的状态，这导致基层村组的抗疫物资捉襟见肘；乡村的抗疫队伍力量严重不足，村组一级除了村主任、会计、妇女主任、小组长和党员外，鲜有其他力量参与和分担繁重的抗疫工作。
对于第一点，随着中央统一的协调与部署、物资生产制造企业的加班加点以及省-市对口驰援机制的陆续建立，乡村抗疫物资缺口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针对第二个问题，在整体人力资源供给紧张的刚性约束下，说实话很难从上面临时调拨相关人员指导基层抗疫工作。
怎么办？挖潜是唯一出路。
在黄冈市浠水县团陂镇袁冲村一组，我了解到，此次疫情期间，该小组有常住人口110人。起初，负责村里各组捡垃圾和喷洒消毒液是三组一位定点贫困户的人，但此举很容易导致病毒交叉感染的风险，一旦他在别的小组不小心接触了病患者，他势必会携带病毒到本组。
一位在武汉打工十余年的35岁年轻人对此十分警觉，他建议每个小组组建志愿者队伍，共同分担本组的抗疫事宜。经协商，组长开始在组微信群发布招募志愿者的消息，6位25-35岁的青年踊跃报名，正式成立了抗疫的志愿者队伍。
腊月二十八，该组一位老人准备于第二天办81岁寿宴。志愿者队伍得知此消息，立马上门劝阻老人及其家人，他们详细分析了武汉及黄冈疫情的严重性，认真说明了众人聚餐存在的巨大风险，最终成功说服了老人，老人及家人同意待到疫情彻底平息后再补办。在农村，类似做法是一大忌讳，被认为是家里的晚辈不孝顺不尊重老人，容易被人说闲话，小伙子们从晚上七点开始做思想工作，直到凌晨一点才结束。
腊月二十九，也就是黄冈“封城”之日起，他们开始各负其责，有的上门测量体温，有的在劝返岗站岗，有的巡村阻止部分村民聚众聊天或打牌，有的喷洒消毒液，有的打扫卫生，有的敲锣挨家告知抗疫知识，有的指导孩子们的寒假作业。
大年初一，在某官网上得到一个经专业医师鉴定有助于增强抵抗力和清肺润喉的中草药方子，他们商议决定合伙凑钱去村卫生所购买，然后在其中一户人家门口统一熬制，一天两次，上下午时间分别是7-10时和13-16时，然后把药汤送到每一户家里。出于药品安全的考虑，以及可能存在的费力不讨好的心态，他们中一些人的父母起初持反对意见，但经过耐心劝说与解释，他们的行为最终得到了家人的认可与支持。
他们日复一日的善举感染了左邻右舍。大年初五开始，一些村民纷纷加入志愿者队伍，量体温、站岗、巡村、喷消毒液、砍柴、烧火、分药、送药等，全组的关系变得空前团结。迄今为止，全组没有一例确诊或疑似病例。
与其中两位志愿者交流，我了解到，他们常年在大城市打工，耳濡目染了遍布城市的公益组织发起的各类公益行为。由于缺乏有效的参与渠道或信息不对称等因素，他们在城里很少有机会参与和体验志愿行为，更多是学习和观察别人的所作所为。回到老家，在疫情当头之际，他们有机会为家乡人民的抗疫工作尽绵薄之力，他们为此感到开心与自豪。
再者，乡村熟人社会的本底还在，年轻人之间容易沟通与交流，有什么建议或意见，大伙一拍即合就开始干。年轻人一旦行动起来，众人看在眼里，一些心存善念的人也就不再犹豫，顺理成章加入其中，自发性的乡村力量就被有效组织起来。毫无疑问，这会极大强化乡村的凝聚力，极大提升村民对村落的归属感与认同感，极大夯实乡村治理的基础与能力。 □姚华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