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在舞蹈室排练。
刘明老师在美术课上指导学生绘画。
人物篇
舞蹈室里的大红鼓不是用来听的。上课时，杨晗把它摆在学生面前敲，震动顺着架空的弹性双层木地板传到学生脚尖，触感再顺着神经把节奏送进大脑。这条通道代替了鼓膜，听障孩子们就这样跟着鼓点上起舞蹈课。
第一次给听障学生上课时，杨晗还不知道这个技巧。那时，她刚从舞蹈专业毕业考入特教学校，只学了三天手语就要上自己的第一课。备课时，她把想说的话写在本上，请其他老师演示手语动作，课后再像背台词一样对着手机录的视频练习。
可真到上课的时候，原本熟悉的舞蹈课却让她犯了难。学生们听不到音乐，节奏感都不好，杨晗带他们拍手，却越拍越快乱成一锅粥。“没想到给残障儿童上课是这样，”直到跟别的老师聊起这件事时，她才意识到要用其他方式让学生感知到律动。
每名老师来特教学校教书的原因都不同，但在特教学校当老师，肯定能让人变得更有耐心。一篇课文可能要反复教三四节课甚至一周学生才能勉强掌握，无奈、失落、想发火是每个老师都经历过的考验。但看到学生确确实实有进步的时候，老师们也会感叹，“哇，真好。”
触摸时间
如果只看课程表，福建省三明市特殊教育学校就像素质教育的样板。除了数学、语文、英语、物理、思政……这些文化课程，学生还可以在下午选修沙县小吃、烘焙、皮具制作、按摩、美发、舞蹈等兴趣班或职教课。
可一旦走进教室，你就会发现不同，比如前边提到的大红鼓。顾名思义，这所学校依据学生的特殊情况，把他们分入视障、听障、智障、自闭症等不同教学班。
孩子们多是小学时就来到这里，直到高中毕业才离开。他们中的极少数幸运儿继续深造，大多数学生都要走上工作岗位。而学校要做的，是在庇护他们的十几年里，帮助这些特殊的孩子做好走进社会的准备。
陈佳依以前教听障学生语文，她能明显感受到，孩子们更喜欢与生活相关性强的课文，更难理解寓言故事抽象化的哲理。后来她给培智班上“生活语文”课，孩子们的理解力就更弱一些。讲到《四季的颜色》时，孩子们只是在生硬记课文，不太能联想到颜色。“这个时候按季节上最好了，”陈佳依会让孩子们捡回树叶，通过实物理解“四季的颜色”。
周耀琨教“生活数学”，专为培智班的学生开设。即使到了高中阶段，这门课程也鲜有涉及函数和方程式，更多是教学生们生活所需的运算。课程中一大难点是帮助学生们认识时间，需要很长的铺垫，学期伊始，周耀琨就要在每节课前引导学生说出日期和时间，让他们先形成印象。
然后她就要带着孩子们“触摸时间”，让孩子们触碰表盘上的格子，自己拨动指针。“智力障碍的孩子不通过亲手触摸不太能记住这些，所以要尽量让他们动手去做。”
除了触摸当下，更难的是学会时间转换，有的孩子只能认识时间，再往上——比如计算保质期，就学不下去了。到这个阶段，孩子们的能力差别会逐渐表现出来，按照教学要求，老师们要把孩子分为ABC三组，为他们设定不同的难度目标，再针对性教学。但周耀琨强调，为了避免学生自卑或产生优越感，老师们会避免让他们知道分组的存在。上课时，周耀琨会把简单的问题留给C组的同学，让B组和A组的同学回答更难的问题。
自信心
学生们在不同学科上能力不同，而老师们要做的是鼓励孩子发现自己的优势，培养他们的自信心。
两年前，听障部七年级的秋丽选修了邓秀兰的手工课。这是一门职业教育课，从剪纸、撕画，到培养孩子们的创造力，教学中都会涉及。秋丽的左手发育不完善，从小就用不上力气。“她因为手不行，心理就比较自卑，基本上不怎么笑。”邓秀兰为秋丽选择立体绣。这对秋丽来说，她只需要用左手轻轻扶住塑料板，右手就能正常缝纫。但因为不自信，她始终觉得左手用不上力气。刚见到邓秀兰时，秋丽的左手一直蜷缩在身边，她用右手的小拇指反复戳左胳膊，那是手语中“差”的意思。“不行，我这只手不好。”秋丽说。
邓秀兰鼓励秋丽去尝试。“你先按住，缝两针，你看你是不是缝得很好。再轻轻抓住塑料板，慢慢地抬起来练习。”为了帮助秋丽建立自信，邓秀兰会在没人的时候把没缝好的地方拆开，鼓励秋丽下次继续尝试。
其他孩子三个下午就能绣完的立方体，秋丽绣了整整一年。但她的变化也显而易见，左手已经可以抓握比较轻的物体。“她现在特别开心。”这让邓秀兰很有成就感。
现实中，社会给这些残障儿童的选择虽然有限但也在变多。建校20多年一共接收546名学生，考入高校的毕业生有25名。部分选舞蹈的学生最终考进福建省的残疾人艺术团，部分学烹饪的学生当了厨师或自主创业，大多数学生进了工厂上班。
在老师们看来，他们的职教课程不仅仅是为了教会学生一门赖以生存的技能，还要帮他们更好地生活。烹饪课可以提高他们的条理性；手工课不仅锻炼手的灵活度，也让孩子们变得更有耐心；体育课结合运动康复，有助于恢复孩子们失调的平衡感。
看世界
陈佳依总想让学生们见到更大的世界。大学时，她从三明考到了南京，室友来自五湖四海。她喜欢这座城市丰富的文化，喜欢去不同的大学和图书馆坐坐。“从大城市回来，你更会觉得要鼓励这些孩子走出去看看，才会看到不一样的世界。”她有时会带孩子外出社会实践。
对另外一些孩子来说，见识到更大的世界意味着打开心结。陈佳依班上有名患白化病的女孩林夕。以前，林夕总闷闷不乐，她特别爱染头发，只要长出一点白头发就要染黑。“就为了看起来跟我们一样，想找到她自己的归属感。”陈佳依解释。
后来，林夕性格大变，活泼很多也不再染发，那是因为班里又来了一位患有白化病的男孩。林夕告诉陈佳依，她以前一直以为全世界只有自己一个人是这样子，至到发现原来还有人跟她一样。
“他们真需要多出去看一看，了解社会和这个世界。”陈佳依说，“我经常跟学生讲，实际上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要接受自己的不足。”
“我们顶多保护他们到高中，之后就要毕业离开，”陈佳依认为，如果学生们不能接纳自己的优点和不足，回到社会依旧只能靠啃老。
而在培智班的老师林瑾莹看来，教育的秘诀关键是抱有一颗真正欣赏学生的心。10年前刚来到特教学校时，她一直对这些残障儿童抱有同情心，她会担忧学生需要父母陪伴一辈子，无法独立在社会上生活。后来她在校外的美术老师给了她很大影响，她尝试和学生建立平等的关系。“你要给学生传递这样的信念：带着一颗骄傲的心去生活。”她说，“大家都是一个个神奇的个体，我们只是引导者，仅此而已。”
单纯的快乐
这所特教学校位于三明市区东侧的半山坡，周围是近几年新盖的商品房。对于这座最长通勤时间20分钟左右的城市来说，这里已算得上偏远。而在20多年前建校时，周围只有菜地和荒地。
1990年代前后，福建省开始加大力度发展特殊教育，泉州师范学校招收了全省第一批44名特教专业学生。其中，有4人来自三明。1991年，这批学生毕业，4人回到老家，三明也开始筹建特教学校。
当时，这所学校还叫“聋哑学校”，几个人找隔壁的三明师范借了间办公室作为筹建组的根据地。第二年，学校第一栋教学楼建成，随即开班招生。
现任校长李勤、副校长罗忠清都是首批特教专业的毕业生。他们回忆，当时因为人力有限、经费紧张能省则省，布置学校的工作就落到了几名教职工身上。通往学校的山路还是条石路，车开到上面会打滑，桌椅板凳是他们肩扛手抬搬进来的。学校的窗帘是老师自己挂的，学生的被套是女教师和保育员自己缝的。
当时很多家庭对特殊教育没有概念，最早的28名学生都是老师们从三明各处招来的。在施工声中，学校开始了第一个学期，后勤老师在脚手架下烧火做饭。
每个人都要身兼数职教4-5门课。财务出纳老师会跳舞，也就给孩子们开了舞蹈课。李勤除了舞蹈几乎都要教。罗忠清除了当班主任和语文老师，还要负责电教。
孩子们一整个学期都寄宿在学校，到放假时家长才接走，每到周末还要给他们安排课外活动。罗忠清那时会去山下租教育片和喜剧片的录像带放给学生们看。周末清早，学生们就会跑来咣咣敲门催他放影片。
“我们刚毕业时也就十八九岁，跟他们在一起就像兄长一样。”初当老师的罗忠清在课上课下感受到的是单纯的快乐。在他眼中，与普通学校不同，这些特殊的孩子都很依赖老师，让人感觉他离不开你。
为了赶上教学进度，学校在白天晚上都安排了课程，第一个学期用了三个月上完。在随后的几年里，学校的另外几栋教学楼相继建成，到2000年校舍基本成型。
成就感
在特教学校教书，有时和普校没什么区别，孩子同样调皮和气人，但老师们要克服的困难比普通学校要多得多。
作为一所公办学校，特教学校招聘老师也要通过教育局统考统招。应聘者根据分数排名选择要去的学校，而特教学校往往是最后的选择。除了特教专业毕业的，大多数老师来到学校时都没做好准备。
赵丽琴2012年考入三明特教学校，她是这里第一位专业的体育老师。“刚开始时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就说来特殊学校，”在她想象中，可以把学生当作幼儿园小朋友一样对待，但真到上课时她有点难以接受，“跟我想的落差太大了。”
在多位老师看来，在特教学校教书需要更多的耐心。一篇课文可能要反复教三四节课乃至一个星期学生才能勉强掌握。“你教了一遍又一遍，教到自己都烦躁的时候，感觉整个人都要炸掉了，然后突然间你又觉得算了，我就再多讲几遍吧，我能怎么办？”很多时候，孩子们给老师的反馈十分有限，“你得把想到的细节全告诉他们”。
孩子们心思细腻也敏感，有的见到老师板脸就哭，但有的学生即使老师发火都没有反应。有老师调侃，在这里工作几年后自己脾气变得超好，“感觉学生再也气不到我了”。
最困难的时候，赵丽琴想过要调回普通学校，后来被校长劝住留下来再试试。“现在感觉已经爱上这个学校，也习惯了给这些孩子们教课，现在也挺聊得来的。”她说。
每位老师都会提到，在特教学校教书的成就感与普通学校有很大不同。每个来到特殊学校的老师都要经历适应阶段。
在过去，每有人听说罗忠清是老师后，都会问他的工作单位。从中学一路问到小学，得到的都是否定答案。“都不是，那你是什么学校？”在听到特殊学校的名字后，对话一般就终止了。罗忠清能从对方的眼光中感受到，对方失去了兴趣。在罗忠清观察中，现在几乎不再有这种情况。“入职时我们也要帮新老师尽快接纳这样一个行业。”
在普通学校，大家谈论的是名校和高分，而特教老师更多感受到学生的小惊喜，比如，教了一学期后学生终于背下了乘法口诀表。“我们（感动）的点没有那么高，但是你看到学生确确实实有进步的时候，你会觉得，哇，真好。”周耀琨说。
年轻人
上了年纪的老师都会说，最近十年是学校发展最快的时期。政府在人财物上给予的支持越来越多，城市发展也带动周围环境的变化。以前的荒地也在前几年盖上了商品房。黄玲记得，她几年前刚来学校教书时，只能坐公交车到山脚下，再花三块钱找摩托车载到校门口。直到周围盖了商品房后，公交车站才延长到学校门口，30分钟一班。
三栋新建起的公寓楼高出一大截，俯视着周围的教学楼。倒是特教学校一直在原地默默生长，更重要的是，学校迎来了更多的年轻老师，专业课也越来越丰富。
有时老师们的一份爱好就能成为课程或兴趣小组。2014年林瑾莹当了妈妈，因为要给孩子做辅食，她开始研究烘焙，也会在朋友圈里晒作品。校长看到后，就请她在语文和生活适应课的基础上，给学生开了这门课，教给他们一技之长。
虽然身怀专长的老师越来越多，可教师招聘的困境依然存在。学校编制是66人，学生241人，这距离1：3的理想师生比尚有一定差距。
在李勤观察中，随着不当用药减少、早期筛查介入、辅助设备发展，近年来入读特殊学校的听障和视障的孩子大幅减少。他认为，残障程度较轻的孩子应当先尝试在普通学校跟班就读，这样有利于他们成长。理想中，特教老师可以派驻到各个学校辅助教学，但现在的老师数量并不够用。
未来，特殊学校也要进一步转型，服务合并多种残障以及自闭症等精神残障儿童，而这就需要引入更多专业的人才。
几年前，学校曾尝试招康复专业的毕业生，可公告发出去后就没了下文。李勤他们也做过摸底，对于这个小众公共专业，考生们几乎都去了医院工作。“后来没办法就不再招了，不能浪费我的招聘名额，先用在别的紧缺岗位。”李勤说。
清校日
特教学校的诸多安排，都是为了帮学生融入社会。在这座地处山区的城市，不少父母习惯把孩子长期寄宿在学校，他们或许不懂怎么和孩子交流，或需要外出打工养家，老师们要承担父母的部分角色。
刚进学校时，赵丽琴就感受到不同于普通学校的氛围。很多事情老师们都会亲力亲为，除了上课改作业，孩子的衣食住行，洗发水、沐浴露乃至换衣服都要老师操心。
“这些孩子和老师在一起时跟在普通学校不一样，他们对老师的感情是很深的，他们对老师的依赖都让你觉得他离不开你。”罗忠清说。
但多年的教学经验也让老师们意识到，家长与孩子沟通的重要性。长期疏于沟通，有的孩子排斥和父母见面，有的孩子提到家长就开始掉眼泪。有个很黏杨晗的小姑娘经常问她父母在哪，一提到妈妈两个字，她的表情瞬间就变了。
林瑾莹班上一名18岁的男同学要赶周五早起的火车回家，他说在福州打工的哥哥也要回来，会给他带玩具和好吃的。“他脸上洋溢出一种对亲情的渴望，其实他们的幸福点特别低，哪怕是喂喂小狗，也觉得是在帮爸爸妈妈干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每周四下午的烘焙课上，等待蛋糕出炉时，林瑾莹会带20多名学生围在一起唱歌、讲最近的开心事。这是让林瑾莹也感到幸福的一门课，在一个小时的烘焙后，师生们分享着做好的纸杯蛋糕。那名要回家的孩子多分了两个，他要带回家和爸妈一起吃。
从去年开始，特教学校实行“清校制度”，希望家长们每个月都能接孩子回家。这些特殊学生们想要的和其他孩子没什么不同，校门打开时，他们马上冲过去抱住父母。
（秋丽、林夕为化名，感谢李勤、杨燕蓉、张广炳等为采访提供的帮助，王森对本文亦有贡献。）
声音
“残障程度较轻的孩子应当先尝试在普通学校跟班就读，这样有利于他们成长。理想中，特教老师可以派驻到各个学校辅助教学，但现在的老师数量并不够用。”
——校长李勤
“这些孩子和老师在一起时跟在普通学校不一样，他们对老师的感情是很深的，他们对老师的依赖都让你觉得他离不开你。”
——副校长罗忠清
采写：南都记者 宋承翰 发自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