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明市内的许多角落，都能望见建在中心城区的钢铁厂烟囱冒出的白色水蒸气。
改革篇
先有三钢，后有三明。福建三明因工业而兴，也曾因工业而扰。三钢是福建省内唯一建在中心城区的钢铁厂，但严重的污染曾被市民形容“一年吃进一块砖”，1995年三明市区的降尘量与鞍山、包头并列全国第一。
“当生产与环保发生矛盾时，生产必须为环保让步。”这句写入三钢发展战略整体规划的话也是企业后续转型的纲领。特别是2000年在闽工作的习近平同志曾经两次视察，肯定三钢改革发展积累了很好的经验，具有典型示范意义，可以在全省推广，并且鼓励它在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走在全省前头。
二十年来，沿着习近平同志指明的发展方向，三钢一路攻坚克难，如今已经成长为年销售收入超过500亿元的大型企业集团，而且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得以协同推进，城市钢铁厂与市区市民实现共生共荣。
三钢的转变，集中体现了老工业区三明蹚出的绿色发展之路。近年来，三明市在全省首创多项生态环境体制机制改革，解决了诸多环境工作中的痛点。三明的绿色之治也获得中央认可，为全国其他城市贡献了生态改革经验。
落在市中心的老钢厂
三钢是福建省内唯一建在中心城区的钢铁厂。在三明市内的许多角落，都能望见厂区烟囱里冒出的白色水蒸气。工厂与市民作为近邻，这在全国颇为鲜见。
三钢烧结厂厂长陈晓尧基本上把国内所有大型钢厂都跑了个遍。他告诉南都记者，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打开手机看钢厂和市政府的距离有多远。经比较，三钢本部生产基地可以算是全国距离驻地市政府最近的钢厂。打开手机上的地图定位一看，两者距离只有2.3公里。
但是三钢和三明的渊源不仅于此。“先有三钢，后有三明。”这是每个三明人都会提起的一句话。1957年末福建开展“小三线”建设，从全国各地抽调10万大军支援。1958年福建省三明钢铁厂建成，两年后城市才正式拥有了“三明市”的名字。
随着城市“长大”，全国许多城市钢铁厂曾纷纷因环保原因而外迁，但三钢依旧留在城市中心——它有足够的“绿色资本”立足。
这是一座“花园式”的钢铁厂，从高处俯瞰，树木筑起的围墙将所有道路、厂房包围，满眼皆绿。大型炼钢炉旁，是假山流水、绿草修竹。
三明市区内有三处空气质量国控监测点，其中一处就在三钢厂区内。今年以来，三钢厂区的PM10数据下降至37微克/立方米，与市区监测数据相同。与此同时，三钢也成长为年产1200万吨钢、年销售收入超过500亿元的大型企业集团。“这组数据正体现了三钢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同推进，也是城市钢铁厂与市区有效融合的反映。”三明市生态环境局局长林大茂说。
曾经的情况并非如此。三钢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部部长郭光章回忆，上世纪90年代，他在厂区内很多环境质量监测点工作时，地上铺满了一层厚厚的黑灰，踩在上面像沙滩。厂房旁边树木的树叶全沾满了灰尘，雨水都冲刷不掉。当时三明老百姓形容三钢的粉尘污染时表示：“一年可以吃进一块砖。”
转变是如何发生的？
“当生产与环保发生矛盾时，生产必须为环保让步；当资金周转困难时，优先保障环保资金的投入。”这句话成为三钢发展战略整体规划中的重要内容。
在三钢转型过程中，大量资金和技术的投入功不可没。郭光章介绍，三钢在全省钢铁行业率先开展超低排放改造。“十二五”以来，三钢累计投入环保资金约13亿元，新增或实施环保升级改造项目193项。即便是在出现巨额亏损的2015年，仍然投入约4000万元用于污染治理。
有了资金和技术保障，三钢淘汰能耗高、污染大的落后设备，引入先进装备和技术，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实施最严格的排放标准。同时，三钢还加大环保了管理考核力度，建立一把手负责制，把环保责任纳入经济责任制考核，措施到位、监督到位。
三钢的转型之路广受认可。2018年三钢获得“AAA国家级旅游景区”授牌，2019年被评为福建省首家钢铁工业观光工厂，2020年荣获首批省级工业旅游示范基地。
靠改革创新走上逆袭之路
作为老工业区的三明，曾是生态“差生”。1979年，三明市被国家列为“75个全国重点污染城市之一”，1995年三明市区的降尘量与鞍山、包头并列全国第一。三明工业污染严重，城区雾霾不散，犹如过江“乌龙”。
如今三明市是毫无争议的生态“模范生”，城市对外名片就是“中国绿都 最氧三明”：今年1-10月，三明生态环境质量在省内取得六个“第一”，其中市区空气质量达标天数、主要河流Ⅰ-Ⅱ类优质水比例均达到100%。2019年公众环保满意率为92.4%，同样位居全省第一。三明全市森林覆盖率达78.73%，人均预期寿命达79.82岁。
几十年间，三明蹚出了一条绿色发展之路，在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方面探索了诸多创新和改革。
例如，三明建立“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生态环保目标责任制。市委市政府在每年由书记市长与各县（市、区）党委、政府主要领导签订党政领导生态环保目标责任书。环保在绩效考核的权重高于GDP，体现了三明对自身的定位。“在一些县里，从顶层到基层都达成共识，当地就要发挥绿色优势，做好生态产业文章，而非引进会冒烟的大型工业生产项目。”林大茂说。
再如，在第二轮中央环保督察中，三明市永安尼葛开发区异味扰民问题被督察组点名，三明市生态环境局创新工作模式，抽调23名精干执法人员组成工作组，共开展5轮监督帮扶行动，帮助企业排查整治。
“以前看到环保人员都很紧张，害怕哪里做得不好被处罚；这次帮扶侧重于指导，对我们企业环保工作能力的提升起了很大帮助作用。”受到帮扶的英汉凯丰公司负责人向帮扶组送来了锦旗。
三项改革案例成为杀手锏
三明市生态环保机制改革也受到了中央的认可。2015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在《改革情况交流》刊发《福建三明发挥金融和市场杠杆作用，推进生态环保领域综合改革》，肯定了三明市三项改革的成效。
第一项是三明市在省内率先开展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工作，将企业评为不同环保等级，直接与企业评先评优、信贷、项目申报等挂钩。“企业从漠视污染、消极治理、被动应对向重视环保、清洁生产、主动减排转变。”林大茂介绍。
另一项是排污权交易。2015年三明市在全省率先制定了《三明市储备排污权管理和出让办法》，次年全面实行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截至目前，全市排污权出让累计成交总额41904万元，全省第一。
据介绍，排污权交易工作提高了企业实施污染减排的积极性。2016年以来，隶属三钢集团的三化公司实施了一批深度治理项目，减少了大量污染物排放总量，为三钢实施节能减排改造工程腾出了容量，实现了环保与发展的双赢。
第三项是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三明市在全省率先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企业投保环境污染责任险，其污染损害的经济风险转嫁给了保险公司；而保险公司为了防范自身的经营风险，帮助企业查缺补漏，找准风险点，与企业共同防范环境风险。
打通环境监管“最后一公里”
今年以来，三明生态环境管理体制再迎来一项创新——在全省率先建立生态综合管护队伍，切实打通环境监管“最后一公里”。
生态综合管护队伍来源于此前的环保网格人员，都是为防止工作落实层层递减的现象。然而，环保网格化监管的基层实践暴露出一些问题，例如网格人员职责交叉，齐抓共管不足。各类网格员“九龙治水”，河道专管员不管岸边的问题，道路协管员不管路边的问题，不仅没有形成监管合力，还互相添乱。
林大茂介绍，环保网格员的补助仅为100元/月，河道专管员补助较高，也仅为200元-800元/月。收入不高导致工作积极性也较低，得过且过。由于网格人员数量众多，总的资金投入也并不低。投入的资金分散，使用效率不高。
为改变现状，三明市今年年初推进“环保网格化监管”制度改革，选取人口集中、排污企业较多、流域面积较广、有重要保护地、生态环保工作任务中的乡镇作为试点，建立生态综合管护队伍。
林大茂称，生态综合管护队秉持“大环保理念”，整合网格职能，解决了推诿扯皮问题。同时，管护队员总数相较网格人员锐减，个人月工资提升到3500元左右，在镇村算是一份“体面”的固定工作。“这份工作待遇好，离家近，既能照顾家庭，还能为保护家乡的山山水水出一份力，大伙干劲都很足。”三元区莘口镇管护队员黄顺明说。
三明市生态环境局统计，改革前网格化管理每年列支约156万元，改革后生态综合管护队每年列支95万元。不仅减轻了财政负担，还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
“试点乡镇的污水排放、秸秆焚烧、臭气扰民等问题均能够及时发现并跟进处理，得到百姓的纷纷好评。”林大茂说。
万寿岩遗址 从矿区抢救出来的“南方周口店”
有着“南方周口店”之称的万寿岩遗址，此前曾是给三钢提炼石灰岩矿的一片矿区，差一点因矿石开采被炸毁。
1999年是一个转折点。这年的一次考古发掘探明，此地拥有华南地区迄今最早的旧石器时代洞穴类型遗址，将福建有人类活动的历史上溯了18.5万年。
时任福建省代省长、省长习近平先后两次批示，让万寿岩从开矿的炸药包下被抢救出来，并得以整体保护。2017年，这里成为福建省唯一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遗址下面还藏着待发掘的宝贝
如今万寿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知名度和影响力愈来愈高。万寿岩遗址博物馆现场负责人、副馆长朱凯最近尤其繁忙，仅7月1日到3日就接待了52个团队。
朱凯在万寿岩工作近20年，不仅参与考古发掘，也一手打造了遗址博物馆。他讲解时旁征博引，对每件文物如数家珍，不仅讲述展览品本身，还会引申出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他的讲解成为了“镇馆之宝”，本人也走红网络，众人慕名而来。
作为基层文物工作者，很长一段时间里朱凯都是枯坐冷板凳，潜心搞研究，但考古的热爱最终让他坚持下来。
在朱凯的印象里，从1999年到2005年期间万寿岩遗址一共进行过三次抢救性考古发掘，发现了很多重要的成果，最后在万寿岩遗址旁边修建了博物馆，为了不影响遗址整体保护和环境风貌，博物馆的规模控制为小型展馆。
博物馆院子里有两棵160多年的古树，生长在一处清代的墓葬旁，两处古物共生共荣相得益彰，当时在设计之时，为了把这两棵树放在院子中间博物馆整体平移了6米，郁郁葱葱的绿色也让整个院子显得有灵气。
“我是从河南过来的，老家冬天这个时候已经灰蒙蒙了，到了南方我才知道什么叫满眼绿色。当时我们买了1000多车的土，覆盖在万寿岩遗址的各处，然后种上树，现在它们都长得非常好。”
现在万寿岩还有好多遗迹埋在地下，但在前期三次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后，剩下的就不再进行了。一方面是因为前面发掘的重要成果还没有研究清楚，除了文物保护专家之外，研究还需要生物考古、环境考古等领域的专家，搞清楚十几万年前这里的环境是怎样、动物的群落是什么样、这些还没有专门的研究成果之前再进行新的考古发掘并不科学。
暂停继续发掘的另一个原因是目前国家文物局基本上不允许考古发掘了，因为会对文化遗址形成破坏。现在只有三种情况可以考古发掘：第一是配合大型基建，比如南水北调、西气东输、三峡工程；第二个是抢救性考古发掘，万寿岩就属于这种，因为三钢采石破坏所以要把它保护下来；第三个是为了解决重大学术问题进行考古发掘。
见证了经济发展和文物保护
从对立到共存
作为一个文物保护专家，朱凯对于这些年文物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从互斥走向共生的历程很有感触。
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文物保护是比较弱势的，通常都得为经济发展让路。很多地方的古遗址、古墓葬都破坏掉了。新农村建设时也毁坏了很多古建筑、历史文化街区、有代表性的村落。
不过万寿岩是其中的幸运者，现在政府观念不断在改变，原来认为文物保护与经济发展是“你死我活”的矛盾体，现在通过万寿岩保护利用，结合三钢的发展，证明了两者可以相互融合，共同发展。
在朱凯眼里，已经建成挂牌的万寿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未来也有很多工作要做，要让它“活”起来，要走到老百姓中间，让大家感兴趣，知道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增强文化自信，增强文物保护意识，汲取精神力量。
现在三明市政府逐步形成“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理念，市委市政府的各级领导换了一茬又一茬，但是对万寿岩保护重视程度始终不变。法律层面又出台了《万寿岩遗址保护条例》，是全省有关文化遗产的第一项立法。
这种政策上的全力支持也让朱凯对于考古的坚持更有信心，也让万寿岩现成为他的精神故乡。
“说实话，我当初从河南来的时候也动摇过，感觉这个地方基础设施太差了，遗址千疮百孔，怀疑这个地方能保护好吗？但是这些年过去，我对它慢慢有了感情，现在要我调到其他地方，我还不愿意去呢！在退休之前，我愿意继续坚守在这里，每天看到万寿岩，看到山洞，我心里面就舒服，莫名地感觉到很知足。”
声音
当生产与环保发生矛盾时，生产必须为环保让步；当资金周转困难时，优先保障环保资金的投入。
在一些县里，从顶层到基层都达成共识，当地就要发挥绿色优势，做好生态产业文章，而非引进会冒烟的大型工业生产项目。
企业从漠视污染、消极治理、被动应对向重视环保、清洁生产、主动减排转变
——三明市生态环境局局长林大茂
采写：南都记者 林方舟 实习生 刘芳 发自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