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墨的指尖:近代早期欧洲的书籍制作》，(美)安东尼·格拉夫敦著，陈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9月版，118.00元。
□王绍贝
提起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我们很容易联想到但丁、彼得拉克、莎士比亚、塞万提斯……一大串如雷贯耳的著名作家，但读了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文化史专家安东尼·格拉夫敦的《染墨的指尖:近代早期欧洲的书籍制作》一书才发现，那个时代有非常多一辈子默默无闻，忍受贫穷，从事文化出版、书籍制作的普通文化人，一个时代的文化成就，大多人只知道一些耳熟能详的大师级人物，而支撑文艺复兴的其实更多是依靠着无数默默无闻，像蚂蚁、蜜蜂一样辛勤耕耘的小人物。格拉夫敦通过八位从事出版、书籍制作的人文主义者的故事，讲述了一系列文艺复兴时代欧洲文化出版行业的运作情况和趣闻轶事。其中只有斯宾诺莎是名人，大部分介绍的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小人物。
格拉夫敦在开篇序言给我们讲了一个德意志人文主义者，用剪刀加浆糊的办法写成一本民族志畅销书的故事，以此为例来说明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普通出版者、编辑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1517年，一位名叫约翰内斯·伯姆的人文主义者开始创作一本书:一部全方位记载非洲、亚洲和欧洲风土人情的民族志，他给这本书起了一个野心勃勃的题目:《天下诸民的风俗、律法和仪式》。这本书的写法与其组织结构非常传统，伯姆告诉自己的出版商，他用三年时间“从许多成就斐然的作家那里”系统收集素材，这正是其作品赢得盛誉的主要原因。此书值得信赖，因为它所依据的是最优质的原始材料。他在书序言中将这部作品描述为一份训练如何熟练运用剪刀加浆糊的习作。伯姆以自信且自豪的笔调将自己的作品定性为从早前作者文章中摘录的片段拼凑而成的合集。书中向读者介绍的知识皆有出处和典故，他将此视为该书的主要卖点。那个时代的人无所谓“抄袭”“版权”的概念，而从权威著作中精心遴选文本，加以系统编排，由此汇成的合集就是一本不错的书。
然而原始材料和不同的古代作者之间，叙述和观点难免存在分歧，伯姆通过笔记本收集材料的过程中，实际上有意对材料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删减，从而重塑保留下来的内容，带有鲜明人文主义色彩的改编，使得伯姆在完成这本书的时候，也成为一位具备批判性和国际视野的观察家。他不仅摆脱了对较为古老的书面文献的依赖，还将自己的敏锐观察作为文献的补充。他收集和使用信息的方法在写作过程中渐渐改变，成了当初他自己或许始料未及的模样，其著作的丰富性体现了编集活动本身的复杂性。格拉夫敦介绍，一些人文主义者甚至通过编辑、制作“伪书”，推动了犹太人研究，如维泰博的安尼奥就使用了《塔木德》在内的犹太古文献，编辑出版了大量的“伪书”，尽管书是伪造的，但其运用的材料保存了许多货真价实的古文献，并因此掀起了研究古犹太人历史文化的热潮。当时欧洲的人文主义者不仅编辑图书，还创建档案馆，如马修·帕克为了更好保存自己的藏书，他将自己的藏书捐给欧洲的著名的修道院大学，并制定了严密的防止书籍丢失的制度来保护自己的藏书。
《染墨的指尖》还介绍了另一些身份更低微的出版人员。在早期欧洲印刷史和人文主义学术史上，曾有许多骨瘦如柴、衣衫褴褛的幽灵，他们通常被称为校对人员——他们是出版人、编辑以外最重要的出版工作人员，主要工作是负责准备好等待印刷的写本，审读校样，还时常向其中添加新的素材。在印刷工厂里面，整日全身、脸蛋、双手都脏兮兮的印刷工、排字工，与身披精致长袍、统筹现场的印刷总管，他们全都在同一个嘈杂脏乱的空间中忙碌。在这样的工场里工作的博学之人不可能逃过双手染墨的下场。文艺复兴时代的所谓校对者，通常工作并不是今天单纯的“校对”，他们还需要审校、修订文稿、章节分段、编写概要、编制索引、编辑复本，那个时代的校对者所需完成的事项中甚至有很多是现代的“统筹编辑”或“文稿代理人”的工作。校对者似乎代表着一种新的社会类型，是一种因印刷而诞生的现象，是在印刷创造的全新书籍之城中土生土长的稚子。由于印刷商在市场上有许多竞争对手，他们要证明自己的某一特定产品优于竞争对手，方法之一便是在书末版权页强调:本书文本已经过博学之人的校对。这一方法，在我国宋代、明代出版物上也是屡见不鲜的，许多面向市场的出版物都会号称本书得到某某学士的亲自校订、点评，借此来抬高出版物的身价和提升销路。
与其他复杂的职业一样，校对活动也发展出了自己的文化。从业者很快开发出这一行独有的术语和行业惯例。举例来说，他们制定了一套标准化的校对符号。校对开始被视为需要特定类型人员的工作。一个理想的校对者形象是:“他忠实、严谨、诚心诚意地校对托付给他的一切。他从未动过在别人面前卖弄学识的心思，因为他不善交际，而且对分配给自己的任务一丝不苟。”至少在理论上，校对工作需要对细节细致入微的关注和专业的语言知识，还要求校对人员完全没有思想:简直是斯达汉诺夫式人物的天堂。而在实践中，校对者经常犯错。尽管他们的劳动十分有用，但他们收获的愤怒、怜悯或嘲弄往往多于感激。许多校对人员明显受到贫穷或性情的掣肘，只能毕生低头检查校样，同时抱怨某些比他们著名的作家或编辑的无能。
博学的校对者所承受的典型命运有时仿佛就是人文主义者的宿命:古典教育赋予其鉴赏的品位，却也让其沦为识文断字的可怜鬼。与他们身旁满头大汗、满手墨迹做苦工的劳动者相比，他们既没有更丰厚的报酬，饭碗也没有更安全的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