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的年代》，(马来西亚)黎紫书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年9月版，55.00元。
□林颐
《告别的年代》是黎紫书的首部长篇小说，2010年出版后即好评如潮。过了十几年，这部作品重版了，而且是在黎紫书第二部长篇小说《流俗地》之后。现在重温《告别的年代》是否会有些不一样的感受呢?在新版《告别的年代》里，黎紫书描述了当初创作的状态。她形容为“打过木人巷”，不免跌跌撞撞，却也是对长篇小说的多方试探，多少让她在短篇与长篇之间摸索出来一条隐秘的通道。那时她三十三岁，创作小说接近十年，写的都是短篇和微型小说，她感到焦虑，写出一部“像样的长篇小说”对她是一种莫大的诱惑。《告别的年代》就是在这样的心态下创作出来的。它负载了黎紫书的很多愿望，各种想象的创作理念与复杂的实践方式，想得太多了，多到了有些壅塞的境地。
小说的情节是简单的。一个叫“杜丽安”的女人，原是电影院的售票员，在遭遇疯子袭击时，被黑帮老大钢波搭救，杜丽安嫁给了钢波，后来成为平乐居茶楼老板，其间穿插钢波一家、杜丽安娘家的家事等情节，杜丽安的婚恋、事业是故事的核心。这样一个线索明晰的故事，被黎紫书处理成了一座繁复的迷宫。每一章都由三个小节构成:第一节讲述杜丽安的事情；第二节以“你”的视角叙事，《告别的年代》的楔子就是从“你在读这本书”起笔，“你”一翻开这本书就是513页；第三节是从评论家“第四人”的视角，讲述“第四人”对《告别的年代》作者“韶子”系列作品的探究，逐渐把韶子的身影叠加到杜丽安身上。
也就是说，《告别的年代》是一部书中之书，黎紫书采用了一种后设的策略，她让“你”去追寻513页之前发生的事情，同时，这是“你”对“自我”的身份，对“母亲”的追寻。这部书中书的作者韶子怎么就成了杜丽安呢?两人的身份和学识实在相差太远了。黎紫书引入了“人格分裂”的讨论，杜丽安是杜丽安，杜丽安不是杜丽安，在这里，杜丽安成了一个符号与象征，她指向黎紫书想要表达的各种意旨，她也可以是“第四人”，还可以是黎紫书本人，在这里，黎紫书想要探讨的是小说创作以及评论解读该小说的诸种可能性，它引向《告别的年代》之外的马华文坛的现象与分析。
《告别的年代》共计20万字，可想而知，它要承担这么多的东西，是吃力的。黎紫书把三个小节安排得井井有序，但是，阅读的感觉仍然是让人迷惑的，作为阅读主体的读者的情绪总是被中断，就像是进入了一条旅途却不得不折返重新进入另一条路，这样的反复折腾多少让人觉得别扭，它所承担的“文以载道”的使命过于鲜明而显得刻意且使人狐疑。这样的写法仿佛俄罗斯套娃，在过程之中，它吸引我一层层去拆解，可惜，到了最后，拆解得出的结果并不那么令我满意，除了得到一排并列的一个个套娃，并不能从中得出黎紫书非常关注的“长篇小说应该如何创作”这个问题的更多思考。《告别的年代》最好的部分，不在于这些“深刻”的思考，也不在于“元小说”结构的技巧，它仍然是小说创作最原初的那点东西，那就是——故事。读者能看透那些最要紧的东西。先锋性的实验文本永远是必要的，永远在拓展文学创作的边界，可是，不管边界怎样拓展，返璞归真的，永远是关于“人”本身的书写。
董启章评价《告别的年代》，说它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对抗匮乏，拒绝遗忘的书”。“小说利用镜像的形式，把有限的经验通过重重反照而增生，形成丰厚的假象。源于个人体验的小说膨大成族群的载体，以‘年代’的姿态凝固马华经验的吉光片羽。”董启章强调，“不但必须以长篇小说的形式才能实现，更加必须以这部长篇小说所采用的真假互涉、多层对照的形式才能实现。”《告别的年代》的形式实验得到了董启章的肯定。
《告别的年代》在繁复的环绕中丰富了不同视角下的马华社会面貌的书写。黎紫书清醒地意识到该书的不足之处，这部作品锻炼了她对长篇小说进一步的掌控能力。十年后的《流俗地》写得流畅多了，近乎完美。《流俗地》采用盲女银霞的视角，围绕女性主角讲故事，它证明了，即使不采用“真假互涉、多层对照”的形式，好的长篇小说仍然可以自如地、徐缓地铺展。
我很喜欢《告别的年代》里的一处细节，写杜丽安、刘莲两人都与叶望生有染，杜丽安看到刘莲上了叶望生的汽车，那一刻，她很嫉妒，但是，不是对于车里的男人，而是因为刘莲身上的裙子，那是刘莲亲手做的，只此一条。这段真是神来之笔，是的，像杜丽安这样风尘里滚过的女人，早就看透了，物质才是真正能抓到手里的，男人还不如一条裙子。《告别的年代》的精髓就在这些细微透彻的描述里，这在《流俗地》里有了更多发挥的余地。这是南洋，椰风蕉雨的南洋，人们来去如风，谁会为谁停留?也许有真情，可就那么一点点真情吧。在南洋，故事是最好的告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