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论
当下，在一些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婚俗“礼节”名目繁多，相互攀比。彩礼钱动辄十几万元甚至数十万元，结婚当天临时加价“下车费”“改口费”这类新闻时有报道，不少家庭因此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法治日报》近日报道了河南婚俗改革实验工作进展，该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称，“婚俗改革的目标是达到‘零彩礼’、节俭办婚事”。
大多数习俗背后都有经济动因，彩礼现象同样如此。在古代，女性依附于男性，家庭依附于家族，女性嫁到夫家，与自己原生家庭的经济权利与义务都切断了，既不享受继承权，也不承担赡养义务。女性成为夫家的劳动力，要承担起为夫家劳动、赡养、抚育孩子等责任，当然，也会继承夫家的财产。对原生家庭而言，养一个女儿，的确意味着是一件“亏本生意”，自然就要补偿，这就是彩礼的由来。新中国成立以后，强力移风易俗，彩礼也逐渐减弱了、消失了。
到了现代社会，女性独立，家庭也从大家庭形式变为了小家庭。结婚并不改变女性与原生家庭的经济联系，工作收入归了自己，赡养与继承义务仍然存在，就不存在夫家补偿女方的原因了。
那么，为何彩礼反而重新兴起了呢?
首先，是因为中国人富裕了。有钱了，人总会追求一些仪式感，很多传统习俗都在复苏，比如过年烧头香、办丧事，都在向传统复苏。这是彩礼重新兴起的前提。毕竟，大家都穷的时代，也都拿不出彩礼。
其次，高房价使得彩礼成为一种必要。年轻人结婚自然要一套房子，这不仅是观念问题，也是实际问题，在中国，很多权利是与房子相关的。年轻人才工作没多久，自然要靠父母，不过，本应是年轻男女双方父母的事，为何只是男方家庭发愁?换一个角度，有彩礼自然有嫁妆，为何现在都是天价彩礼的新闻，天价嫁妆的新闻却很少?
这是因为性别比例失调。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从适婚年龄段人群性别比来看，刚刚步入适婚年龄的20—24岁，性别比高达114.61，25—29岁年龄段性别比为106.65，30—34岁性别比为101.28。“农村大龄男青年择偶难”“鼓励女青年留在家乡”“暖农村大龄男被窝工程”，这些社会新闻都反映了农村男青年择偶难的问题。男多女少让婚恋竞争日益激烈，女性就有了要价空间，在婚姻市场上，女方家庭要看男方家庭的经济条件。是不是在县城有房，能不能支付高彩礼，都是女方家庭考量的重要因素，竞争之下，彩礼就越来越高。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男女性别比最失衡的年龄段是10-14岁(119.10)与15-19岁(118.39)，待到他们进入适婚年龄，男青年结婚会更难。
彩礼还有地域原因。父母对子女代际责任重，要承担孩子婚姻的责任，自然会为子女结婚做好经济准备，这加强了婚姻中攀比的水平，彩礼就水涨船高。如果代际责任轻，父母觉得子女婚姻主要是他们自己的事，年轻人本身经济实力差一些，婚姻攀比的水平就小。一般来说，华北、中原地区父母的这个责任重，所以彩礼也高；相对而言，西南地区父母对子女的责任比较小，彩礼就少一些。不过，当房价昂贵的时候，年轻人是无力承担的，这反过来就加大了父母的责任，这就是所谓的“六个钱包”买房。
我们解决问题，一定要找到现象背后的原因。彩礼习俗背后是观念，观念背后是性别比例失调与房价现实，这才是推动彩礼不断上涨的根本原因。 □刘远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