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实施已过一年，数据显示，校园外，全国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压减超九成，培训收费较之前平均下降四成以上；校园内，课后服务基本实现全覆盖，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书面作业的学生占比超过90%。
“双减”的具体目标非常明确。2021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减的目标，一是作业负担，二是校外培训负担。比照目标，“减”或许已经初步完成了。
应该看到，一年来，教培机构退出，校内作业管理机制改革，一系列动作实现了初步的减负目标，即通过减少外部的压力来源，实现对学生的减负。然而，学生的压力来自于家长，但家长的压力从来不来自外部，而是内心对孩子升学的焦虑。
教培是观察家长焦虑很好的参照物。被规范前，教培机构广告遍地，甚至打到了春晚，当家长被教培广告包围，不送孩子补课说不过去。而被规范后，时常有地下教培被家长举报、家长辅导孩子做作业被其他家长举报的事发生，这背后体现出的同样是担心孩子慢人一步的焦虑。所以，作业压力、教培压力主要还是家长焦虑的外部反映。
双减更重要的是真正缓解家长焦虑。过去的问题在于，一边允许学科培训，一边劝导家长要五育并举，让孩子全面发展，这显然太不现实，同时也会阻碍教育评价体系的改革。而推进“双减”之后，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与“双减”相对照，今年各地中考高分考生扎堆，降低考试难度从而实现减负目标，这种操作在现实考试中反而强化了“一分一操场”的印象。有舆论和家长认为，这种评价体系代表了一种“刷题家”压过“做题家”的趋向，“你必须一遍又一遍地做题，刷到才能确保万无一失”。同时，也有声音认为，这种出题方式“很难区分学生水平、甄别学生潜力，更别说鼓励个性、激励创新”。
在一周年的时间节点观察“双减”成效，或许不是单个的从数据上看学生负担减轻了多少，而是要考虑它和其他考试制度、升学制度之间的衔接关系。目前来看，政策逻辑是一贯的，“双减”让负担变轻了，考试变简单了，因此学生应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探索自己喜欢的事了。但现实也在提醒，部分家长的焦虑可能因此转移了，从一种如何培训拿高分的焦虑，到刷题不够多、分数不够高的焦虑。这也说明，评价体系和“双减”还需要进一步的磨合衔接。
重要的是，“双减”的下一年以及未来用什么填补被减掉的时间，并且填补的内容是否能够在培养学生形成健全人格的同时与评价体系相互关联。过去的评价体系下，课外活动与应试内容差异较大，中国家长常说，“这玩意考试不考”。所以，“考试不考”的东西即便是能够丰富视野增强体质的，对学生也并不重要，时间理应被放在当下“更有意义”的事情上——刷题做题。中考是一项选拔性考试，亦是对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效果的评价，两种角色的关键冲突在于，选拔需要分数，义务教育阶段恐怕又不适合仅以分数论好坏。“双减”或者说教育改革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在改革中平衡这种冲突，从而在焦虑的家长中间形成一个最大公约数。
“双减”一年，要看到成绩，更要看到现实问题，寻求改革的软着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