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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和推动行政法治,广东法院很给力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22年06月23日        版次:GA02    作者:南都社论

  6月22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2021年度行政诉讼白皮书,并发布十大典型案例。数据显示,广东各级法院围绕疫情防控、食品药品监管、征收补偿、履行法定职责等四类重点案件加强司法审查,“支持和推动行政机关依法、诚信、合理行政”,审结一审行政案件2.4万余件,占全国的1/12,各级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8545次,同比增长46.6%,行政机关败诉3938件,“民告官”不仅能“告得上”还能“告得赢”。

  行政诉讼白皮书循例披露一年来广东“民告官”诉讼的总体情况,2021年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数量的增幅值得注意。这是在2020年各级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5829次、同比增长20%基础上的再次“陡增”,直接呼应2020年6月最高法发布的关于“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专门性规范。行政机关负责人不仅应当出庭,而且“出庭更要出声”——最高法新规就明确,“负责人出庭应诉应就实质解决行政争议发表意见”。

  当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被告身份本身的公共属性,行政诉讼在国家三大诉讼类型中一直处于非常微妙的状态,这也使得行政机关负责人的出庭应诉情况与败诉率成为考验行政机关对待司法裁量、对接行政相对人能力与水平的特殊指标。但事实上,在司法裁量中立、专业地对待诉讼双方的前提下,原被告是否出庭本身可以不是核心要素。

  官员出庭应诉,从简单地追求数量到开始强调“出庭又出声”的应诉质量,再到对各种数据本身的祛魅,都是整个社会的法治素养得以提升的表现。就像在客观看待行政机关败诉率这个问题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行政机关、施政者甚至普通社会成员开始意识到,出庭甚至败诉本身并不意味着传统观念里的丢脸、跌份,而应该是广东行政诉讼白皮书所言的司法机关在“支持和推动行政机关依法、诚信、合理行政”。可以说,行政诉讼是政府机关提升依法行政能力与水平的一条捷径,这也是此前广佛两地主动出面总结、汇编一年来辖区内行政机关败诉案例的原因。

  与此番白皮书同步公开的,还有广东省年度十大行政诉讼典型案例,除了对同类案件的具体审理起到示范指引作用,更重要的是,通过司法态度的再次宣示,来重申“支持和推动行政机关依法、诚信、合理行政”的初衷。

  正如典型案例所示,广东省化州市检察机关在对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不依法正确履职的行为发出检察建议后,涉事机关的答复被认为依然存在不履职行为——对“累犯”简单以罚款(甚至轻罚)代替依法应当进行的其他严厉行政处罚,进而触发行政公益诉讼的对簿公堂。这一案件的典型性不仅在于行政公益诉讼不多见的“真起诉”行为,更在于通过典型案例宣示,行政公益诉讼并非有且仅有诉前检察建议这一种监督途径,空对空的书面答复、缺乏诚意的应付都可能面临真实存在的诉讼风险。

  行政诉讼也是诉讼,是诉讼就有胜负,但除去具体个案的是非判断,司法机关通过年度典型案件发布的方式,一直都试图在以司法视角对个案予以剖析,以此“支持和推动行政机关依法、诚信、合理行政”,对案外更多的具体行政行为、执法活动有所启示,这与广佛两地正在不同层面进行的错案复盘可以说异曲同工。

  无论是官员出庭应诉,还是行政机关的败诉,包括旧事重提式的典型案例发布,都在诠释和实践着行政诉讼通过司法支持和推动依法行政的使命。而让更多的人开始扭转对“民告官”诉讼的某些刻板印象,使其回到诉讼本身,回到纯粹的司法判断,回到规范行政行为的社会初衷与共识,行政诉讼仍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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