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论
近日，胡润研究院发布了《中西合璧，文化融合——2021中国国际教育白皮书》。白皮书显示，疫情后，中国家长对子女出国留学的热情仍然很高，但年龄结构上出现很大变化。一方面，研究生阶段出国留学比例为41%，为过去5年来最高；另一方面，“低龄留学热”降温，高中阶段出国留学的意愿下降五成。
这个现象应该是多种原因造成的。
首先，高中生年龄小，自控力、世界观、价值观都还没有成熟，如果独自一人出去读书，在适应上会面临巨大的挑战，也很容易出现偏差。低龄留学一直存在这个风险，只不过以前是权衡之下仍然选择留学，而现在，一些新的趋势改变了家长的选择。
其次，中国家庭对出国留学仍热情不减，但归国就业人数上升。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19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70万人，同比增长6.3%，留学归国人数58万人，同比增长12%。对于在海外就读的留学生，他们简历上的学校，只要不是名校，HR不知道，无从判断，面对那么多简历，HR也不会把简历上出现的学校都去查一下。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第一学历。第一学历不但与高考成绩息息相关，反映一个人的智商、刻苦、勤奋程度，而且也等于把学生拉回了985、211这一HR们耳熟能详的标准。但低龄留学者连第一学历也是国外的学校，只要不是名校，HR没法判断，就会回避。既然如此，低龄留学未必对以后国内就业有很大帮助，家长们会更多地考虑国内就业，支持子女高中阶段留学的意愿就会降低。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随着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不断增加，家长在国内就可以为孩子选择国际教育，满足无缝衔接国外大学的需求。《2020中国国际学校发展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大陆地区获认证的国际学校总数为907所，在校生规模为61万人。从国内的国际教育内容上看，中西融合将是一个大趋势，在国内读国际高中，能同时获得本土教育和国际教育两者的优势融合，还能就近照顾，防止行为出现偏差，对家长而言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此外，还有一个可能的影响因素是新的生育政策。本科、研究生阶段的学生，父母多半过了生育年龄，所以，生育政策的变化对其家庭开支的结构、行为模式影响不大，会继续保持原来的计划。但低龄孩子的家庭就可能选择再生一个。母亲备孕、怀孕、育儿到三岁，这个阶段，必然会影响母亲的收入，同时也会增加育儿的开支。这就会影响到家庭的支出结构，进而影响到孩子的留学计划。
可以说，这些家长是非常敏感的，他们在新的政策下，最早做出了反应。
一孩政策之下，家庭都把资源投入到唯一的孩子身上，哪怕明明知道其天资不佳，这也是唯一的理性选择。所以，优先察觉计划生育对未来的影响并率先采取精养、高投入、高期待模式的家长，是有先见之明的。比如，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如今40岁左右，这个年纪如果有出国的经验，比起同龄人来说就更有优势。
但现在，送子女留学，能获得的优势已经很小，海归变海带（待业）的事已经不新鲜。加之生育政策改变，多一两个孩子，将来兄弟姐妹之间可以互相扶持，减小赡养负担、增加社会网络，进而增加收入、婚姻优势。家庭也有了因材施教、因材投入的选择空间，所以，减少留学，增加子女，哪怕站在子女将来利益的角度而言，也可以说是一个更好的选择。率先摆脱从众行为，缩减无效教育投资的家庭，很可能是这个时代最先拿到生育政策红利的先行者。 □刘远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