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青年最熟悉的作家访谈书，无疑是《巴黎评论·作家访谈》系列。柏琳的这部外国作家访谈，无疑会被人拿来与《巴黎评论·作家访谈》相比较。不过，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双重时间：与西方文学的对话》做的不是《巴黎评论》记者做的那种工作，比如，柏琳不会问作家喜欢在一天中的哪个时段写作、喜欢用什么样的文具——假如这类提问不是完全无意义的话，至少也是琐屑、无关宏旨的。柏琳对采访对象的选择以及她的采访姿态都鲜明地宣示，她无意了解作家们生活的细枝末节，她只对作家的创作、甚至只对作家的思想感兴趣，她要探求的是作家们的头脑，关心的是他们如何看待、思考和干预这个世界。
《双重时间：与西方文学的对话》的另一个特别之处，在于它聚焦于一批中国广大读者并不怎么熟悉的外国作家，除了其中的四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这些外国作家写的作品和他们表达的思想，都不免让读者感到陌生。而在我看来，这种“陌生”的效果，正是《双重时间：与西方文学的对话》这部访谈集最大的优点。柏琳选择的这些作家，有一个共性，或者说，在这本书里形成了一种共性，那就是他们都不是那种传统的“讲故事的人”，他们是知识分子；不错，他们创作了文学作品，但这些作品无不闪耀他们的思想的光彩。所以读这部访谈集，就仿佛在听一些陌生的思想者讲述他们那些听起来有些陌生的观念和思索。
这些文学的思想者的想法，最能令中国读者获益的，恐怕就在于，不管它们在意识形态光谱上处于什么位置，它们都毫不僵化，它们是真正从作家的头脑中、生活中生长出来的，自由，活泼，有生命的热度。
在反思小说家的使命时，德国目前首屈一指的大作家马丁·瓦尔泽说：“每一个作家首先需要描绘自己，在历史中寻找自我肖像，建立与历史的关联。小说的功能大于社会批判。任何一本以社会改良为目的的小说，都是一个‘善意的错误’。”这种对文学之社会功能的警惕，由一位当代德国作家道出，本身就意味深长。但它又并不是那种“为艺术而艺术”、背对世界的审美姿态，而是试图寻找某种中道的努力。
非虚构佳作《沿壕沟而行》的作者纳韦德·凯尔曼尼，是此书的一个亮点，其博学和睿智洋溢在话语间。作为伊朗裔的德国作家，他总是被采访者问及对东西方文化的看法。凯尔曼尼说：“我再一次问自己的定位是什么，是想做东西方对话的桥梁吗？”他的答案是否定的：“我们所有人都不是桥梁，我们每个人都是宇宙的中心。”他这样讲，的确因为他有这份文化底气。他对欧洲精神的思考也很深刻而独特，比如，凯尔曼尼认为：“所谓欧洲精神，是指某种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的精神延续——人们努力在政治上消除分歧，从而让差异存在于文化中。”在通常的见解中，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是欧洲文明陷于低潮的标志，而凯尔曼尼却敏锐地指出，在这种松散的、貌似无力的统治方式下，孕育了文化大融合的可能。这一观点，对我们重新思考当下欧洲文明的走向，实在很有借鉴价值。
201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彼得·汉德克，是中国读者了解稍多的作家。很难得，他在面对柏琳时敞开心扉，谈到了很多重要的话题。当被问及如何才能实现个人与世界的和解，汉德克的回答无疑让采访者吃了一惊，他说：“为什么要和解呢？”显然，他无意缓解作家与世界的紧张关系。而他紧接着的话语又不无一丝苍凉的味道：“我想给世界我的全部，我想给予，我的方式就是叙述，就是写作。我对我的职业非常骄傲，但是世界不想要我的职业。我爱这个世界，但世界不爱我，或只是那一刹那或某几个瞬间才爱我。”请注意，这是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也就是说，是文学世界里最受广泛认可、最享尊荣的人发出的一声喟叹。我不认为这是某种程度上的“精神撒桥”，而是倾向于把它视为反思文学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的真实处境的一个契机。当然，汉德克的态度其实谈不上悲观也谈不上乐观。面对人类的精神世界，他有一份令人动容的达观，他说：“在内心中，人还有比自己意识到的现实更宽广更伟大的东西。”他本人，既是这一精神的领受者，又是这一精神的传承者。他就活在那宽广伟大之中。
长久以来，中国的文学读者习惯了接受外来的声音，甚至习惯了接受《巴黎评论》记者那样的提问以及回答。现在，柏琳率先跨出一步，向世界提出了我们自己关心的问题。这位三十来岁的年轻记者的发问，有深度，有针对性，问题后面无疑潜藏着她自己的思考和思考的热情。在《双重时间：与西方文学的对话》里，我们真正感受到了“对话”的那种感觉：既关切，又平等。这是中国文学界的一次漂亮的出击，而这本书能带给我们读者的，则恐怕更多的是反思和自我审视。什么时候我们的作家也可以这样自由地、活泼地、摆脱一切教条，做有生命热度的思考呢？我们相信那个时候会到来的。 (刘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