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折的抗争：近代上海商会的社会活动与生存策略》，朱英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3月版，89.00元。
□ 王绍贝
近代史学者对辛亥革命与资产阶级研究十分重视，但近代史视角大部分集中在政治史、思想史，近年也重视社会史、风俗史的研究，对比宏观的政治史和微观的社会风俗史，处在中层视角的民国社会组织也是非常值得加以考察的对象。清末民初，民间社团、民间组织迎来了大发展的春天，既然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那么作为资产阶级群体最大的社会组织商会，理应得到更多的关注和研究。商会除了把工商业者组织起来，在资本主义较发展地区，其势力不仅渗透到传统的会馆、行帮、善堂等社会组织，而且更控制了新建立的各种社会团体——商团、体育会、救火会、市政工程机构、地方自治机构以至学校、教育会、文艺社团、医学团体等，影响力辐射到社会生活的各个主要方面。朱英教授这本《曲折的抗争：近代上海商会的社会活动与生存策略》，是他近40年来研究近代中国商人和商会的重要成果，为我们了解商会在中国近代动荡历史进程中的曲折发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历史另一面。
上海商会不仅是近代中国最早诞生的商会，也是号召力和影响力最大的商会，被誉为全国“第一商会”。早在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就曾下诏书要求设立商会，但直到清末新政期间，清政府推行各项新政措施，实施奖励工商、振兴实业的新政策，各省商会才得以正式诞生。在上海商会为主的积极商人组织下，清末即开始筹设全国商会，遇到辛亥革命爆发而一度停顿，辛亥革命胜利后，受到推翻清朝、民国肇建的鼓舞，上海商会牵头联合全国各地商会，终于在1914年1月召开了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第一个全国商会组织。
事实说明，上海商会并不仅仅是一个在商言商的社会组织，在重大历史关头，说明商人也爱国，也曾对历史进程起到重大的作用。清末上海商会成立之初，就在爱国商人曾铸的带头下，发起了轰轰烈烈的抵制美货运动。起因则是美国从1882年以来一直生效的《排华法案》，在1905年美国政府强迫清政府续订虐待华人华工的条约，不肯删改苛刻虐待华工条款，商人联合发起了抵制美货运动，面对美国公使、使领馆的巨大压力，曾铸等商会领导人物仍然坚持不改变立场，最终成为一场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
对于国民党“二次革命”期间上海总商会的表现和作用，过去的论著几乎都给予了简单的全盘否定，朱英先生则全面梳理了商会这段历史，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由于宋教仁被刺一案，引爆“二次革命”，1913年7月18日陈其美响应，宣布上海独立，沪上讨袁战争处于一触即发之势。上海总商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之后，以总商会的名义公开发出一函一电明确反对“二次革命”，并称之为“扰乱”，将讨袁的革命党人视为“乱党”。总商会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认为当时处于民国肇建，国家刚刚稳定时期，建设才是关键，从商人自身的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反对任何政治派系斗争变成扰乱社会秩序的武力战争和分裂动乱。其实在“二次革命”爆发前，国民党内部也有元老如黄兴等人，反对武力讨袁，希望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宋案。我们今日唯有平心静气分析史料，同情地理解不同立场的人物、团体在历史上的表现，才有利于更好认识历史。在“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向表态反对“革命”的各地商会颁发勋章匾额，但上海总商会则多次拒绝接受袁世凯颁发的奖章，声称这只是“在商言商”，维护商人利益之举，并无其他个人目的。后来国民党北伐成功，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上海总商会“二次革命”的表现无疑成为了“历史污点”，从此不提。
然而在动荡起伏的20世纪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各派政治势力此起彼伏。每次政治风云变幻，都会对商会造成巨大的影响，有时候甚至命悬一脉。在清末民初，上海商会本是一个纯粹的民间社会组织，只有服务商人，沟通商情的功能，其组织相对简单，并不掌握社会资源，也无重大权力、利益可觊觎，故而商会初期担任会长、会董更多的是责任，被推选者甚至并不乐意任职。但进入1920年以后，上海商会的影响力逐渐扩大，而中国近代政治更趋动荡，各派政治势力和军事力量纷起，甚至与地方军事也不无关联。各政治派别和军事力量希望拉拢总商会领袖扩大在经济领域的影响，或者是支持与其联系紧密者登上商会领导人宝座。譬如善于经营政治资本的傅筱庵两次干预上海总商会换届选举，最终在军阀孙传芳的支持下，破坏商会法以及商会章程，使他当上了上海总商会会长，但好景不长，1927年北伐军攻克上海后，国民党即以勾结和支持军阀孙传芳的罪名对傅筱庵予以通缉。
国民党北伐期间，曾发动组织商民，共同参加革命，北伐军抵达上海后，就发起筹组上海商民协会，该组织有浓烈的官方背景，连筹备员都由国民党中央委任，其成立得到高度重视。对清末成立的上海总商会和北洋时代成立的全国商联会，国民党并不信任，早在1928年国民党中央召开第二届第四次全体执监委会议，有提案提出整理民间团体系统，其中就提出取消旧商会，上海商民协会立即表示欢迎，呼吁政府尽快统一商人组织，而上海总商会和各省商联会则对此提议表示坚决反对。1928年10月，上海总商会主导下的全国商联会进行了自选推荐立法委员的举动，意图通过行业界别参政，此举激怒了上海特别党部，使上海特别市党部成为当时公开主张取消商会的一支力量。上海总商会本欲与商民协会并存，但却遭到国民党政府和商民协会的不断排挤，意图吞并，于是上海总商会唯有联合全国商会奋起反抗，各地商会函电纷驰、连篇累牍向国民党各级政府提交请愿书，反对取消商会，使得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取消商会的提案最终不了了之。就在大会闭幕后，1929年4月22日又发生了上海总商会因会客室被占及会所被砸，而被迫“闭门”停止办公的风潮，再次引发激烈矛盾冲突。从清末以来，在全国享有盛誉的上海总商会成立之后虽然遭遇多次重大变故，但从未有过向全社会公开宣布闭门及停止办公的先例。上海总商会采用这种极为极端的方式，对商民协会乃至国民党市党部做出回击。上海总商会此举博得舆论同情，也引起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关注，派专人前往上海调查，最终保留商会而取消商民协会。
抗战时期上海沦陷，商会继续存在，抗战胜利后上海总商会又参与了全国商联会的重建工作，作为近代中国最大、最发达的商业重镇，可以说一部上海商会史也是一部上海的近代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