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通报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检察机关共记录报告过问或干预、插手检察办案等重大事项超过4万件，是2020年第一季度的5.6倍，也是2020年第四季度的1.6倍，而今年3月的记录报告数量相对于上月增幅更是达到256.4%。
过问、干预检察机关办案的人难道突然多了？在“干预司法全程留痕”制度施行已数载的背景下，这不符合常理。
事实上，梳理近年来检察系统对干预办案情况的记录情况不难发现，干预司法被记录数据的“井喷”，近年来可以说一直都只是“正常发挥”而已。在稍早之前的数据中，2020年全国检察机关主动记录报告执行“三个规定”等重大事项67700余件，已经相当于2018年、2019年两年总和的5.8倍。
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2019年11月，最高检曾派出3个督察组对集中填报重大事项“零报告”和报告少的省级院和最高检内设部门进行了专项督察；今年3月，最高检还向相关工作“开展相对滞后”的6个省级院和最高检的9个内设部门发函督促。
可以说，检察系统不断刷新纪录的干预司法事项数据，正是在持续不断自加压力的督促中实现的。
数据不是只有一个面向，不同于疫情防控时的“零报告”会让人欣慰，干预司法情况的“零报告”“少报告”则可能会令人不安。尽管，完全不被法外因素所干预的司法活动，一直都是现代社会所孜孜追求的目标，但在新一轮司法改革正致力于遏制法外因素干预、过问司法的背景中，对干预情况人为的“零报告”“少报告”，却只会让“干预司法全程留痕”这一新生制度的落实大打折扣。
干预司法的情况既然现实存在，就应当被记录，不管是属于只是普通过问、打听、反映案情，还是真的试图左右、影响司法判断。对干预行为进行定性、处置是忠实记录后才该有的后续操作，而不是在遭遇干预、过问时，决定是否应该及时记录以及值不值得记录所应考虑的问题。
正是因为有各种各样“不如实填报、不及时填报、选择性填报”的情况存在，才会有在最高检反复加码督促后不断刷新着的相关数据。
事实上，不是所有被记录的干预行为，都会上升到干扰司法办案的程度。按照最高检的数据分析，在被记录的干预行为中，反映情况、过问了解的占比达到96.6%，干预、插手检察办案，甚至要求法外开恩的只占很小一部分。但这并不是说记录本身成了无用功，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有了“干预司法全程留痕”制度，才让利用权力插手案件的人和机构都有所忌惮，而让“逢过问必记录”成为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下意识，依然是制度落实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目标。
毋庸讳言，那些对正在司法程序中的个案纯反映情况、过问了解的大众心理，“有枣没枣打三竿子”的公众态度，从根本上说，可能正是对具体司法状态下司法专业判断、秉公处理的某种底气不足。而对其的最好回应，正是通过“全程留痕”来提高司法排除干扰的能力，通过每一起案件的独立专业判断来展示司法的专业和权威，来一点点增强公众对国家法治的信心。
实践也将证明，干预司法全程留痕的常态化，“逢过问必记录”意识的深入人心，以及对所有记录事项进行权威、严苛的查证，不仅是司法从业人员最好的职业安全保障，更是司法活动排除干扰的有效制度屏障。
干预司法被记录数据“猛增”并不可怕，这只是甄别、处置所有干预行为的一个基础，而“逢过问必记录”恰恰也是司法不受干预的底气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