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谣》，王尧著，译林出版社2021年4月版，58.00元。
□ 陈德丰
《民谣》的故事起于主人公少年王厚平回忆中的江南大队。比起更为熟悉的板报和标语，少年和多数同龄人一样，对祖辈的经历几乎一无所知。小说很巧妙地借用少年参与编写大队队史的因缘，为读者展现了他曾经生活过的村庄和小镇，也是他回忆里尘封的世界。
王尧用了大半的篇幅介绍祖母的家族史、外公的革命史。祖辈们的往事，恰是少年探索和未知的外部世界。起初，少年对家族的过往抱有隐约的抵触。然而，随着编写大队史的任务和对外公历史问题的深入了解，那个在少年心中清晰的分割线却渐渐变得模糊。
“长幼常常是这样，在长者越来越看轻往事时，幼者恰恰驮着他们的往事向前走”。伴随着祖辈们的凋零，少年逐渐完成了成长与蜕变，心智也渐渐从懵懂走向成熟。卷一中少年王厚平对外曾祖母西头老太的去世显得迟钝而懵懂，到了卷四，却对被女同学意外捂死的麻雀生出复杂的懊恼、愧疚与疼惜。他放下了自己初时对家族，对人性简单而粗暴的理解，也对生与死，爱与恨，破与立有了全新的认知。
父辈们在回忆里对情分，生死的追忆与堪破，都在脚下的这片水乡中落地生根。少年接过他们的传承，在小镇上踽踽前行，“小镇上的他们不是我的记忆，我只是在记忆中与他们相遇了”。到了卷三的结尾，主人公已经接受和内化了这份传承：“我又毫无理由地想把一个村庄一个小镇蜕变的历史承担下来，毫无理由地让我的记忆在潮湿和阴郁中成为废墟。我返回少年时的通道因此泥泞，但我已经无法抽身而退”。
大多数情况下，小说需要依托情节的变化引人入胜，通过矛盾和冲突推动剧情，抑或是凭借贯穿始终的悬念，达到吸引读者的目的。《民谣》作为风格独特的小说，显然不在此列。王尧用二十年的时间，构建出他记忆中江南故乡的点滴与片段，与其说这是一部小说，毋宁说这是他的一部散文集。小说从结构和叙述的铺陈上，弱化了人物的出场铺垫和逻辑关系上递进的时间线。这种独特的叙事方式，让书中的不同章节具备了一定的独立性，换言之，读者甚至可以抛开先后顺序，仅从文字上感受作者构绘的时代特征。
人物的出场不存在所谓的先来后到。不论是外公的战友独膀子、烂猫屎，还是和奶奶关系密切的小云奶奶，甚至是主人公王厚平的初恋方小朵，其首次出镜，往往出现在主人公的联想或回忆中。从结果上看，弱化人物的出场也会让读者淡化时间线的概念。小说虽然有四卷，主人公完成了从少年的成长与蜕变，但事实上，这个看似漫长而繁复的过程，都只发生在1972年而已。对祖辈们的回溯和之后在中学时和同龄的少年们发生的故事，则是在大量的倒叙和插叙中完成的。这种时间和人物上的错落感，又反过来烘托出《民谣》本身的文字魅力。
《民谣》的独特非唯体现在风格，在结构上亦是如此。小说主体的四卷之外，作者又辅以杂篇和外篇。杂篇和外篇的语言风格和前四卷截然不同，也并非是对主体故事情节的追加与增补。其背后的用意或许和淡化时间线和人物关系一样，旨在令读者着眼于小说发生的年代以及那个年代下诞生的人和事。
形式不重要，叙事方式和人物关系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文字背后蕴含的人文情怀。文学作品之所以伟大，是它可以打破时空的局限，哪怕世殊时异，仍然能激起读者情感上的共鸣与共情。
关于《民谣》是否为王尧的自传体或半自传体小说，似未有定论。他在后记中说，小说中的少年不是自己，却又有自己身上的影子。卷三中提到“我对石板街的认识有更多虚幻的成分，一个人总喜欢在时光消逝后的日子里重返他当年无法进入的场合”，表面上看是少年王厚平说给自己听的，然而这何尝不是流露出王尧写作《民谣》的意图之一呢。
事实上，王尧想要在他的笔下展现的世界，并不止步于依托自己少年时的回忆所展开的乡村生活。更是寄望于通过个人经历折射出那个时代的群体记忆。这种折射，并不意味着要像纪实文学那样对过去事无巨细的描摹与还原，而是通过散文式的表述，务求建立“我”与历史的某种联系。王尧作为散文家，巧妙地借由主人公的神经衰弱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我”在回溯和叙述这种联系时，体现出的迷幻与诗性。卷四中张老师说“你睡不着觉时，想到的东西特别多，各种各样的事都在你脑子里打架。正常的人只有一种思维，神经衰弱了就不一样”，仿佛借由小说中人物之口，为其上下文中体现出的语言风格提供了理论依据。
王尧在后记中说，《民谣》写作的漫长过程中，数度中断。或许原因之一，是寻找和建立起“我”和历史的联系过程散碎而又不连贯。连贯而绵密的写作状态对试图构建这种联系的人而言，往往可遇不可求。
从最终成书的内容来看，这些细碎而精致的语言，如同记忆里的布片集腋成裘，再一点点被时间和岁月洗尽了时代的烙印。《民谣》像是一艘从水汽中缓缓驶出的乌篷船，自身后朝我们驶来。当我们尽力记住船上旅客的模样，他们却不断地变换着服饰与样貌，载着少年的记忆，继续枕着狭长的岁月，消失在了前方的氤氲里，一去不返。“我坐在码头上，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