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深圳市龙华区白石龙老村1号的“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
红色基因第28期
在80年前，这里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载入史册的伟大营救。1941年香港沦陷，大批文化精英滞留港岛，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火速展开营救行动，将数百名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成功转移至抗日根据地。位于深圳市龙华区白石龙老村1号的“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就是这段历史的见证。
白石龙老村一号，是抗战时期羊台山革命根据地中心所在，也是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的发生地。“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共有三个展馆，于2005年9月3日建成并免费向社会开放。馆名由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邹家华题写。该馆是“广东省红色革命遗址”“广东省统一战线基地”、“深圳市首批红色旅游景区”、“深圳市党史教育基地”等，2020年入选第三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深圳仅此一处。
今天重温这段历史，感受这抗战史上的伟大壮举，仍让人精神振奋。
实地探访
全面反映200天“胜利大营救”
在深圳市龙华区的羊台山下、观澜河畔，地铁4号线白石龙站近旁的“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是闹中取静的一处“红色革命遗址”，在这里公众可以看到活的历史。
3月9日，南都记者来到“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采访，在纪念馆门前就被墙上的浮雕与一份“营救留困在香港的部分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名单”（277名）吸引，这上面有众多公众熟知的人物，如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梁漱溟、戴望舒、吴祖光、萧亁等等。进入馆内，是一排齐整的名人雕像及内容详实的展览，更是对那段历史有了真切的感受。
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执行馆长张紫歆向南都记者介绍，该馆全馆占地面积2860平方米，建筑面积900平方米，有当年作为营救“中转站”的天主教堂（原址）1座（现为二号馆）、“胜利大营救”雕塑1座以及展览厅、大型浮雕背景墙、办公及接待室等建筑。
该馆全面反映了发生在1942年初历时近200天的“胜利大营救”，共从当时日本占领下的香港营救出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等共800余人以及英、美、印籍国际友人100余人。是目前岭南地区收藏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史料及文物最多、深圳市唯一的主题性纪念馆。
历史回顾
开辟三水路一陆路撤离交通线
1941年1月抗战爆发后，大批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从内陆等地陆续撤到香港，继续开始抗日宣传和民主活动，在港澳、东南亚产生了重大影响，日伪汉奸对此非常害怕。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25日，香港沦陷。这一天也被称之为“黑色圣诞夜”。日军占领香港后，烧杀抢掠，在香港的文化民主人士处境极其危险。日军封锁了香港至九龙的交通，大肆搜捕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
香港沦陷的当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南方局发来急电，指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等人，迅速组织游击队营救困留在香港的大量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周恩来两次发来急电。由此，“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拉开了帷幕。1941年12月9日，廖承志在香港组织大营救策划会，集结了张文彬、尹林平等各方力量，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
本次任务的主要执行者，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港九独立队。其中队员刘黑仔留下了很多传奇的故事，他化妆成敌伪的密探，神出鬼没，袭击日伪汉奸。刘黑仔的名字令日伪闻风丧胆。
港九大队开辟了三条水路和一条西部陆路撤离交通线。第一条东部水路撤离交通线从香港岛到九龙，再到牛池湾，最后到达惠阳的田心村。廖承志、乔冠华等人从这条线路撤离。第二条东部水路撤离交通线从香港岛到长洲岛，再坐船到马宫上岸，前往海丰。何香凝、柳亚子等人从这条线路撤离。第三条西部水路撤离路线从香港岛到长洲岛，再到澳门前往内地。
早在日军占领香港前，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就开辟了一条港九到深圳李朗的交通线，从香港到九龙再到沙田，最后到达李朗。香港沦陷后，这条路线被日军封锁，只能打通大帽山，贯通十八乡，进入羊台山陆路交通线。当前大营救纪念馆所在地就在这条交通线上。港九沦陷后，大帽山成了土匪窝，短枪队队长曾鸿文，利用他在东江绿林中的威望，收服了大帽山的土匪，打通了西部陆路交通线。
营救工作艰巨而复杂，首先要把营救对象找到就很不容易。香港地下党员潘静安等人根据廖承志提供的名单，通过各种关系，把营救对象一一找到，做好了撤离前的准备。为了躲避日军的搜捕，许多文化人士都搬了家，邹韬奋先后搬了六次家，茅盾搬了四次家。
复原历史
惊心动魄的脱险之旅
二号展馆，白石龙天主教堂。天主教堂也是这次文化名人大营救的接待站和指挥机关。1942年1月6日，尹林平从香港回到白石龙，召集王作尧、梁鸿均、杨康华、曾生等人在天主教堂开会，部署东江游击队营救和护送文化人士工作。展馆内呈现的是大营救部署会议的短片及场景。
三号展馆记录了大营救最为惊心动魄的一部分，讲述成功脱险经过。1942年1月，日军为了缓解粮食紧缺的问题，强行驱散100万香港市民离港回内地，趁难民潮之际，文化人士开始撤离行动。而日军为了控制难民，设立了数十道哨卡，文化人士虽乔装成难民，但稍有不慎就会暴露身份。第一批撤离的邹韬奋、矛盾夫妇等20多人，换上广东人常穿的“唐装”，挎着小包袱，夹杂在难民中逃离虎口。
展馆内复原了当年的场景《夜渡九龙红磡》。九龙红磡是水路和陆路撤离的首站，1942年1月9日深夜，交通员李锦荣带领邹韬奋、茅盾等20多名文化人士，来到香港铜锣湾避风塘渡口，登上事先准备好的蛋家艇。小艇飞快冲过海峡，在潘静安的向导下，20多人成功撤离。
西部陆路营救场景也栩栩如生，在交通员李和的向导下，邹韬奋等20多位文化人士从九龙红磡成功到达白石龙。1942年1月11日凌晨，邹韬奋等20多人来到九龙秘密接待站，在交通员的护送下，经九华山到荃湾，翻越大帽山，经元朗，落马洲，渡过深圳河到达赤尾村，在赤尾村留宿一夜后，在交通员的护送下，翻越梅林坳，到达白石龙村。
1942年1月13日傍晚，第一批脱险的文化人士到达白石龙村。曾生负责接待工作，为了躲避日军的轰炸和追捕，曾生在白石龙村后搭建了山寮招待所。
由于日军频繁扫荡，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在羊台山和白石龙停留短则一周，长则四个月，邹韬奋一家是最后一批离开羊台山的，他临行前亲笔题写“保卫祖国，为民先锋”八个大字赞扬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
从1942年1月9日到11月22日，历时11个月，他们凭着坚强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战胜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成功到达目的地。
东江抗日游击队不仅营救出大量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还成功营救出111名国际友人，其中包括克尔中尉等8名遇险的美国飞行员，获得很好的国际声誉。
采写/摄影：南都记者 谢湘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