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与帝国：大西洋世界的殖民地生物勘探》，(美)隆达·施宾格著，姜虹译，中国工人出版社2020年11月版，78.00元。
□ 叶克飞
如今，认识大自然里的花花草草与鸟类昆虫，是一门流行的“显学”。有些达人对动植物的科属更是张嘴就来，堪称行走的活字典。但很少有人想过，在科属概念之前，人们如何命名动植物？因为民族与国家的差异，语言的不同，人类历史上对动植物的命名一直处于各行其是的状态。而且，因为没有科学方法，所以命名时往往会采用感性描述，不但不准确，而且啰嗦，通常要在名字中涵盖生长环境、叶子形状和花朵色彩等，大多数人根本记不住。
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了18世纪，瑞典植物学家林奈改变了这一切。他提出双名法，将每个物种的学名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属名，一部分是科名。这种命名法随即大行其道，并延续至今。如果将动植物命名简单归入生物学范畴，显然是小看了这件事。正如《植物与帝国：大西洋世界的殖民地生物勘探》一书中所写：“18世纪植物命名法成为帝国的一项工具，将植物从本土的文化语境中剥离出来，置于欧洲人最容易理解的知识框架里。随着现代植物学的兴起，一种特殊的欧洲命名体系随之发展起来，将世界植被原本多样化的地域性和文化特质统统吞噬。”换言之，林奈命名法不但是生物学的突破，也是“欧洲中心论”观念的体现。
从1905年维也纳植物学大会开始，五年左右举行一次的国际植物学大会，在最初几十年间几乎将“国际”等同于“欧洲”。比如1959年的大会，118名被提名代表中，仅有8人并非来自欧洲、北美、澳洲和前苏联。在人类历史上有着悠久植物学传统的印度、中国、非洲、中美洲和南美洲几乎没有代表。当然，在美国的话语权越来越强大之后，大会的“国际”渐渐偏向于“北美”，也意味着世界权力的转移。
在大航海时代之后，植物也随之出现大交流，一方面改变了食材供应，比如辣椒就走出了中美洲，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博物学。18世纪，欧洲皇室资助了一批科学航海家，让他们去探索新大陆的自然资源，挖掘土著居民与植物之间的秘密。这些科学家们带回了药物、奢侈品和当地主要物产，也与他们的君主一起创造了植物学的全球文化。《植物与帝国：大西洋世界的殖民地生物勘探》记录了这一切，尝试解构植物学与奴隶制、好奇心与资本主义之间的隐秘关系。
大航海时代后，欧洲人对异域植物投入了难以想象的热情，但最初属于猎奇性质的博物学。兴建植物园成为国王贵族们的流行风潮，同时也对学者与医生们敞开大门。植物书籍成为阅读主流，带动了一次次风潮。将新植物领到餐桌上的过程虽然波折，比如土豆就经历过很多质疑，但终究曲折前行。16世纪后期和17世纪，植物学逐渐脱离博物学范畴，开始靠拢科学。这一点显然跟当时欧洲文明的整体科学进步有关，当各个领域都开始使用科学研究方法，植物学自然也被推动。植物学的研究，最主要的领域就是医用，所以当时欧洲许多大学都设置了医用植物学教授席位。尤其是17世纪，各种新仪器和理论应用于植物学研究，更是推动了这一学科的成熟。
在此大背景下，新的航海者被赋予了新的使命。他们的首要任务不同于哥伦布与麦哲伦等前辈的开疆扩土与掠夺财富，而是要以科学探索认知新世界。尽管技术已经实现了巨大进步，但这些研究者仍然面对着巨大困难，除了野外生存，还有各种疾病与部族的威胁。但巨大的热情与坚持，让当时的欧洲世界获取了大量异域信息，建立了影响至今的科学系统。
《植物与帝国：大西洋世界的殖民地生物勘探》中写到了探险者对亚马孙女战士的搜寻。作为“神奇女侠”的原型，亚马孙女战士被赋予了太多想象。这个最早见于《荷马史诗》的母系部族，不但骁勇善战，而且充满智慧。经过考古学家近百年来的各种古墓发掘，发现在黑海地带的峡谷和密林中，确实存在过能征善战的母系原始部落，以捕猎、掠夺和耕种为生。不过在18世纪的欧洲，既没有这样的考古成果，也受限于古希腊神话的束缚。而在后世的传说中，亚马孙女战士的部落被攻破后，部分人迁徙到了新大陆。这个传说在美洲被发现后持续发酵，《植物与帝国：大西洋世界的殖民地生物勘探》中提到，“连洪堡也搜寻了神秘的亚马孙女战士多年，尽管他清楚地知道，欧洲人时不时从新大陆得到的那些消息，不过是将‘古书描述（亚马孙女战士）的一些特征’进行添油加醋罢了”。
书中还写道，西班牙士兵奥雷利亚纳于1541年在美洲见到了沿河女战士部落之间的激烈战争，“他把这些女勇士当成真正的亚马孙女战士，将其描述得勇猛非凡、以一敌十”。18世纪30年代和90年代，以拉孔达米纳和洪堡为代表的博物学家们努力搜寻，想确定这些女勇士是否存在。但事实证明，这显然是一种关于性别的想象与讹传。
说起女性，就不能不提玛丽亚·西比拉·梅里安，相比亚马孙女战士，这位出生于德国、后移居荷兰的女性是真实且传奇的存在。梅里安出生于法兰克福的一个富人家族，父亲曾出版过17世纪最著名的自然历史书籍，使得她继承了对植物的热爱，继父是一位艺术家，使得她收获了绘画的基本知识。这位沉迷于动植物的女性，逐渐无法满足标本观察，于是于1699年跟随探险队前往苏里南，成为第一个不受雇于政府和赞助人的欧洲探险家，那年她已52岁。在书中，对于梅里安的描述集中于她绘制过的孔雀花。梅里安曾在《苏里南昆虫变态图谱》中描述了奴隶妇女如何堕胎。她采用殖民主义语境，认为奴隶杀死后代是一种政治反抗，与奴隶自杀一样，是一种从殖民者残暴中解脱出来的方式。这种观点当然见仁见智，不过她对孔雀花作为堕胎药的描述，则一直被植物学所重视。值得一提的是，她并非唯一，不同研究者在不同殖民地都发现了同一现象。当然，梅里安的女性视角不但揭露了殖民主义的不公，还暗示了一点：药物可以作为女性控制自己生育命运的工具。这个话题不仅仅在当时很敏感，直到今天仍然是女性权利争夺的关键议题。所以，对植物的认知绝不简单，在《植物与帝国：大西洋世界的殖民地生物勘探》所关注的时代里，它还关乎性别政治、殖民扩张、知识传播与医学发展，当然，还有继续探索世界的好奇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