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嘉藻日记》原本封面之一。
□ 汤序波
乐嘉藻（1867—1944），贵州黄平人，字彩臣，举人出身。1895年曾参加“公车上书”，后旋赴日本考察学务，回黔后研讨新学，并与同仁创办蒙学堂、实质学堂，发行《黔报》，主张立宪。1914年初，曾任在天津成立的工商陈列所所长，全权负责陈列中国参加巴拿马博览会展出的商品。著有《中国建筑史》（1934年）等。
济济多士的乐氏家族
昔黔中民谚云：“华家的银子、唐家的顶子、高家的谷子、乐家的才子。”则乐府济济多士矣。
乐氏家族在筑（贵阳的简称）第一代为乐永隆，字海平，商人，清同治年间，由贵州黄平县辗转迁居省垣，居今贵阳市黔灵西路筑乐家大院。第二代为乐永隆四个儿子。长曰嘉藻，字彩澄（又作采澄、采臣），举人。先后参加“公车上书”、辛亥革命，为贵州谘议局首任议长，游走在政、商、教三界，被称为“让茅台酒名扬世界的人”。著有《贵州党争事略》《香雪堂文》《香雪堂诗》《中国建筑史》（中国建筑史的开山之作）等。次曰嘉荃，字良丞，秀才，著有《湘梦楼诗稿》《碧窗楚影词》等，“留下百余册日记（皆藏于贵州省博物馆）”（王尧礼语），黔中知名学者陈恒安、李独清等皆出自其门下。三子嘉芸、四子嘉芹皆有声名于时。第三代的乐森璕，曾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教授兼系主任，1955年当选首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第四代的乐黛云，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第五代的乐钢，现为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亚洲研究系教授兼主任。
乐嘉藻的日记
乐嘉藻（1867—1944）生在近代剧变之世，而毅然投身于中国改革的浪潮，终身以救亡图存、富国强民为念，其言其行，令我钦佩。余生也晚，2013年贵州建省六百周年之际，省里举办题为“六百年贵州不能忘记的人”大型历史人物画展，才在展馆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乐嘉藻画像。其面容清癯，神情刚毅，眼如焱电，英气逼人。遥想乐氏早年参加“公车上书”，上书光绪皇帝，因“其措辞激烈以至军机处留中不发”；晚年因梁思成驳议《中国建筑史》，语气轻薄，又奋起辩驳。真可谓面如其人矣！
乐嘉藻为乐家第一代读书人，勤于撰作，视日记为日课，数十年未曾中断，且所记甚为详细，长者达两三千字。尤为幸运的是，乐氏日记保存良好。“日记现存七十七册，起于清宣统二年（1910），终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各以年份或内容名之，如‘庚戌旅行日记’‘辛亥日记’‘元年旅行日记’‘三年旅居日记’‘巴博调查录’‘七年寓京日记’等等。”（王尧礼《整理前言》）《乐嘉藻日记》第一册包括《庚戌旅行日记》（稿本五册）、《辛亥日记》（稿本一册）、《元年旅行日记》（稿本五册）三种，计37万字。今收入《民国贵州文献大系》第六辑，贵州人民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
如同鲁迅谓太炎先生为“有学问的革命家”，乐氏可谓“有商业眼光的读书人”或“有文化的革命家”。其百年前所写的日记，殊具史料价值，其中一些细节，堪称中国近代社会史之绝佳材料。除关于袁世凯、孙中山、黄兴、梁启超等人的见闻记载外，更多的是参观南洋劝业会。又，至北京、南京、上海、天津、武汉、长沙等地寻访典籍、字画、古董，考察当时的社会、商业，所见所闻，靡不记录。后人循其日记，不仅能了解其人其事，更能从中窥见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生活及其变迁。
衣食住行无所不记
举《庚戌旅行日记》为例，起于庚戌年三月二十二日（清宣统二年，1910年5月1日），迄于十二月十五日（1911年1月15日）。乐氏此行，目的地主要有二：一是北京，流连厂肆，访书看磁；二是南京，观南洋劝业会商品展览。行程如下：1910年5月1日，从贵阳北上，取道遵义至重庆，乘船出三峡，东下汉口，逗留数日后，乘京汉铁路火车北上，5月30日晚至北京。停留83天后，8月11日，由北京坐火车南下汉口，改乘轮船，东行至上海，再乘火车北上南京，于9月4日“4点46分抵南京下关车站”。停留43天后，10月25日，离宁北上，11月1日至北京。9日离京返黔，1911年1月25日回到贵阳。庚戌旅行，前后历时八月又八日，所记路线及沿途见闻，可作为研究近代交通史、人文地理学的材料。
乐氏到京后第二天，先至瑞蚨祥鸿记购衣(“价一百元”)，又“至同仁医院看病就医”。因要写磁器史，买磁器是大宗。6月16日，“至廊房头条德聚兴看旧磁，买得仿雍正五彩填金小瓶，三十元。雍正粉彩花鸟茶杯四，八元。雍正青花烟壶，五元。嘉庆五彩寿桃盘二，六元。道光青花花觚一，二元。道光三友烟壶，四元。彩华堂二彩果二，十元。宝善堂八方茶杯一，二元。即托店伙雇骡车同坐还寓，价银付店伙持还。”同日，“眉注：德聚兴雍正青白色小缸，质釉形色皆佳，惜磨损太多，底又有裂纹，然亦索价二十五元。”6月23日，“饭后与王升坐洋车至疏琉璃厂，在德珍斋买得雍正豆采即青花加彩果盘一，十元，连架。”7月8日“早七点钟至琉璃厂德珍斋，再观邹小山花卉册，与价八十元，不售。至德聚兴取烟壶，补价十元前交三元。”7月16日至某店“以五元购得雍正五彩大瓶一座，价五十元，又惜阴堂橘皮釉霁红碗一枚，价八元。其乾隆粉红开光提梁酒壶价二十五元，豆青开光青花方瓶索价三十五元，皆未与价”。记载所购清代器物、价格详细，实为研究中国陶瓷史、经济史的珍贵材料。
留下书价版本等珍贵记录
至琉璃厂访书、买书亦是要事。
7月17日，“饭后，至沙土园与何厚甫议定《宋文鉴》修整之法，并将《陶集》退还。出至德珍斋看扇面数十页，无一佳者。看旧锦数段，亦不佳，遂出至正文斋看书。《古文渊鉴》系开化纸印，嫌天地头稍短，其初印东雅堂《韩文》亦嫌稍短。元刻《李太白集》，余视其纸墨非元也，以楠木匣盛之，装潢甚丽。弘治本《曾南丰集》、开化纸印之《四朝诗选》，皆致佳。余仅与购《苏栾城集》，以三十五金成议，约二十日往取。且托其觅《嘉祐集》《东坡七集》等。其掌柜甚年少，姓杜，号郁芬，人甚活泼，言《贵州通志》及《云南通志》曾卖过百金一部。又言何厚甫为人太厉害，有浑名曰‘何漂’云。”
7月18日“视其汲古阁《元十家集》，刻不甚精。”
7月23日，“四点钟至鼓楼北大街访求古斋看书，问《元诗选》价，言须三百金，《敬业堂集》言须二十四金，皆未与价。仅以七元买明刻《史记评林》一部，四函二十四本，刻印皆可。约八钟送至寓。”
7月25日，“饭后，唤洋车至琉璃厂正文斋书店，将所欠书价四元补去。……至琉璃厂有正书局，买《小说时报》四册，去洋二元四角。与桂生分手，至小沙土园园会文斋何厚甫处，取先买之黄、陆二元集，共合六十七元，付洋七十元，其《宋文鉴》尚须数日始得。厚甫言，开化纸《全唐诗》只须一百二三十金，以其有数刻也。开化纸《四朝诗》则须三百金始能买得。但闻正文之书乃配合成者，一二百金可得。余告以天津求古之《元诗选》索三百金，厚甫言此则太贵，无此行市。厚甫有开化纸《渊鉴类函》，缺第六函，托余随时留心，代之配全。余许之。托其雇轿车一，余带两集回寓。”
所载书籍、画册、书册价格、版本、行市，堪称研究中国书籍史、版本目录学、社会经济之绝佳材料。
值得一提的是，精于商业的乐氏从访书中发现了商机：8月2日，“桂生言北京楮树最多，因议设由贵州雇匠人来京造白绵纸，当易销行。因取明印《宋文鉴》所用之白绵纸考之，贵州未尝不能造。又浙江开化纸，相其肌理及其韧性，亦是楮纸。其言设在北京造楮纸能及此两种纸者，当不愁无销路也。”若二人所议果可行，则近代中国造纸业、图书业，恐将是另一番景象。
南洋劝业会参观记
南洋劝业会是吾国历史上首次举办的“世博会”。时间是1910年6月5日至11月29日，会址设于南京，占地700余亩。展品达百万件，吸引了30万海内外观众，总成交额数千万银元。时人称之为“我中国五千年未有之盛举”。
乐氏到南京，目的在参观南洋劝业会商品展览。因此乐氏在宁43天中，几乎天天穿梭于各馆之间，参观各馆商品种类，记其形制、色泽、特点及其实用性，比较不同产地同类商品之优劣，尤其关注本省有一定优势的商品如皮纸、丝绸、漆器。历观湖北、山东、浙江诸馆，乐氏颇为自豪：“余在馆中前后所见皮纸，未有如黔中之佳者。”10月29日，乐氏在汉口与贵州老乡柴光廷谈论贵州经济，可证此论。“光廷言贵州牛皮、棓子生意，全省不上一百万，而湖北布之销贵州者岁在二百馀万。烟既禁种，黔人生计愈蹙，须谋补救之法。余告以惟有山丝、府绸气魄较大，销路既不可限量，贵州养蚕织绸仅亦有推广之势，惟须改良合时方可。至于矿业，目前人财两乏，恐难猝办。”其心念本省经济之发展与改良、国家经济之发达，于此可见一斑。
乐氏离宁时，抒怀道：“八点半钟至南京下关。泊舟处正对狮子山，电灯所集南洋劝业会牌楼，俨然在望。钟山为山所蔽不见，西山头为仪凤门卜。门前火车站亦不见，但见大观楼及各旅馆绵亘岸上。遥想狮子山后，劝业场之绚丽，城南之繁富，如在目前。流光如驶，又向此间盘桓四十余日，他年感旧，此为最不能忘之境也。……舟开行后，渐见钟山自狮子山后转出，次见秦淮河口，芦洲布帆荒逸如画，再见清凉山其上翠微之亭峭立，再上平野一碧，遥山送青而已。还舱暂息，想像不置。”
专门写与人看的日记
乐氏《日记》第一册所载之风景如此丰富多姿，引人遐想不已。第二册年内有望出版，更使人引领翘望。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记载其不仅将自己日记给人看，亦看人家的日记。正如同乡鲁迅在《马上日记》《怎么写》里所载李氏把日记“早给人家看”“借来借去的传抄”。《乐嘉藻日记》里亦有不少相似的记载，这应是彼时之风尚。人情舒缓、宽松，令人欣羡。聊举数例：“四点钟，良丞来坐，携诗稿第五及日记第五去”(1910年12月31日，回贵阳当天)；“许君来坐，借余《庚戌旅行日记》第四卷去”(1912年4月28日)；“午后杨石泉来坐，共看日记内篇”(1912年12月15日)。
毋庸讳言，李氏、乐氏们的日记，借用辛德勇先生所言，“不是留给自己看的备忘录，而是专门写给别人看的一种历史著述”。
近年尧礼兄在乡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方面，卓然有成，素为区区所钦佩。其董理是书，极为精审。断句、校记精彩之处甚夥，然偶有可商之处。如“点阅《史记》律历志”（第180页）句，校记云：“作者误记，《史记》有‘律书’，无‘律历志’。”今按：“《史记》律历志”宜标点为“《史记·律历志》”。校记中，“律书”后当有“历书”。“校记”似宜作“作者误合《汉书·律历志》于《史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