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姥与兄弟姐妹的合影。前排(从左到右)：嫂子、哥哥 后排(从左到右)：妹妹、我姥姥、弟弟
姥爷与姥姥年轻时的合影。
人间
作者：刘丹亭（现居北京，文字工作者）
我儿时的很多时光是在姥爷姥姥身边度过的。自打我的世界混沌初开，他们就是我的姥爷姥姥。他们的年长和我的年幼是一对欢天喜地的组合，仿佛一切本该如此安排。在小孩子的世界里，时间尤为绵长，一天犹如一季，一季犹如经年，像看不到尽头的极昼。我常暗暗打量姥爷姥姥的脸，思忖他们是怎么穿越茫茫岁月变老的。
在我的想象里，我姥爷姥姥的年轻时代就像一本相册中的相片。他们确实有这样一本相册，固定照片的相角没了黏性，照片如枯叶一般从中撒落。相册里一帧一帧的姥爷姥姥光洁笔挺，总是一身戎装。他们的青春是在颠沛流离的行伍生活中落幕的——我知道我姥爷在抗日战争后期参军，他和姥姥都去过朝鲜战场，他略歪的鼻子是美国空军的炮弹造就的……战争年代的一幕幕，就像姥爷姥姥照片背后的布景，浓墨重彩，带着戏剧性。
后来我才意识到，如果他们的青春是本相册，那也是本阅后即焚的相册。除了我想象里那些固定的背景，我对他们的过去几乎一无所知。身为我军前机要员，我姥爷姥姥对过去讳莫如深，他们深知语言的危险和破坏力，任我旁敲侧击、刨根问底，他们透露得少之又少。对他们而言，记忆和用旧的东西一样，是过日子产生的冗余之物，他们已经下定决心，在未来自己生命火光熄灭的那一刻，将冗余打包带进永恒的沉默和虚无。
这些年，我执着于探听他们年轻时代的故事，却仿佛隔岸观火。我的执着源于一种感觉：我的生命开始之前很久，某些东西就埋下伏笔，它们不仅和我密切关联，也是宏大历史的一块拼图。经由触摸它们，模糊的历史图景在我眼前变得清晰、鲜活，变得可以情感相通——
姥爷的记忆如编年史，重大事件、部队的转移和战役是它的刻度。他至今可以说出1950年到1951年发生在各个月份的大事，但属于他私人的回忆，少得可怜。
姥姥的记忆则大相径庭，由无数日常碎屑绵密地交缠在一起，很难划分出年月日和相对应的历史背景。它抽离了时代背景，被我姥姥年轻、无忧无虑的心境浸染。
在儿女眼里，他们是家长，在孩子的眼里，他们是老人，而他们曾经光芒璀璨的青春，已经一点点消弭在虚无之中。
但我相信我姥爷姥姥的青春岁月永远保存在某一段时空里。别人会忘却，但时空不会，宇宙不会。
姥姥家的衰落绵延了好几年
1950年10月，我姥爷和我姥姥分别跟随部队前往朝鲜作战。在这场战争里，有人注定失去生命，有人注定失去家园，有人则注定毫无切身之感。而我的姥爷姥姥，注定走向了彼此。
跟随部队横渡鸭绿江的时候，我姥姥参军不到一年。这年1月，她才从机要学校毕业，坐了十多天火车由长春前往湖南。这是她第一次离开东北老家。
我姥姥童年的大部分光阴都在哈尔滨度过。她的老家是哈尔滨旁边的延寿县，爷爷曾是当地的传奇人物，有一身治疗牲畜的绝技。据说有人牵着病马来求医，从他窗前一走，他就能看出马生了什么病。老爷子白手起家，攒下了可观的家业。在延寿，他有几十间房屋，四百亩田地和一家银号。“九一八”事变结束了这位老人人生的辉煌篇章，他携家人逃往哈尔滨。山上的土匪听到风声，半路绑走了他。他们听信了乡间的流言蜚语，过高估计了老爷子的身价，开出天价赎金。姥姥她爸是老爷子的独子，等老爷子被耗死在山上，才花了些钱买回尸首。
虽无赎回亲爹的经济实力，姥姥她爸却在哈尔滨兆麟公园附近的商铺街买了一栋小楼，又添置一辆汽车。有了亲爹的前车之鉴，他雇了个俄国人当司机兼保镖，从此出门吃喝嫖赌脚不沾地。
姥姥家摧枯拉朽的衰落绵延了好几年。先是在政府间歇性的禁烟运动中，她爸在大烟馆被抓，她妈上下打点耗尽家底。爸爸回来后卖掉了房产和汽车，在沙曼屯买进二十头奶牛，打算开养牛场振兴家业。不料养牛场开了没有一年半载，他就因“积劳成疾”咽了气。姥姥她妈卖了养牛场，带着四个孩子凄凉返回延寿老家。家里的银号已经卖了，田地和房产还在，收租的钱不仅养活了姥姥一家五口，还得接济她爸的几个叔伯兄弟。之后不过两三年的光景，她妈得了“砍头疮”，也死了。
姥姥的这些童年记忆破碎凌乱，她总用“记不清”“忘了”来敷衍我的追问。我无数次试图用想象理顺、补全这出家庭悲剧，却如手执昏黄摇曳的烛火，在黑暗里穿行。我疑心姥姥故意把无法面对的东西丢弃在记忆的深渊里，不许他人碰触。
她妈妈去世后，时年十三岁的我姥姥开始展现出冷静有主见的个性。其时东北已经解放，她哥哥在区政府谋了个职位，忙得无暇抽身。 “土改”时，有人提出姥姥家过去是地主，“农会”便从家里提了新过门的嫂子去批斗。姥姥追去要人，结果自己也被绑了，周围的人喊打喊杀，她泰然自若。不管别人审她什么，都答：“我是小孩儿，我不知道。”第二天远房叔叔把她和嫂子保出来，训她：“就你胆儿大！“她说：“嫂子刚来没多久，我让她受这个委屈？哥哥不在，有事和我说。”
在土改中，姥姥他们失去了房产和四百亩田地，连破衣烂衫、锅碗瓢盆都被分光。“没了正好，省得拖累。”姥姥说。好在她没有辍学，学校免除了她的学杂费，还倒贴伙食。1949年3月，姥姥初中毕业，进入沈阳机要学校进修。次年1月，她提前毕业，被分配到某军机要科。
我姥姥登上南下的火车，前往湖南报到。
姥姥说第一次见姥爷“没有印象”
火车开了七天七夜才到达山海关。姥姥回忆，那时铁路运力紧张，半路上火车头经常被征调，他们的车厢被原地卸下，等着新的火车头调配过来。她和另外三个同学分得两个座位，大家把行李铺在地上轮流睡觉。
我很喜欢听姥姥讲她坐火车的经历。每个人生命里都有一些转折点，倒未必有什么大起大落，只是标志着某种状态被开启了。我觉得火车上的姥姥，正面临这样的转折。她曾是压抑惶恐的小孩，然后是心事重重的小大人，却从登上火车的那一刻起，出落成明朗、好奇的少女。我仿佛看见夹在一大堆同学里挤上火车的她，平和的杏眼望向前方，望向一个澄明之地，那是父亲花天酒地带来的污秽、母亲暴毙的悲痛、身份的原罪都无法抵达的地方。从这一刻起，她和身边所有的年轻人都一样，是快乐、坚定的年轻战士，是被国家和新时代需要的人。
姥姥一直没有忘记他们到达山海关的那一天。火车头又被调走了，这群年轻人在铁轨上被困了整整八小时。“我们正好跑下去玩儿啊，一路走到山海关！”山海关的热闹繁荣引发了男孩女孩们的狂欢，大家由着性子地疯玩儿，买来柿饼没命地吃……
火车从山海关一路开到了湖南。抵达衡阳后，姥姥正式开始机要工作。她和一同分配来的同学小杨是军里仅有的女孩。小杨是蒙古族人，长得高胖圆润，和矮小瘦弱的姥姥形成鲜明对比，有一阵子两人做什么都在一起。
有一天，某师机要科的一位同事来军里开会。这人长相英俊，姥姥碰上他时，他正哼着小曲儿往办公室外走。“我第一眼见他，他从师里来办事，出来摇着头唱着。那会儿和他见面说个话，也没什么。我对他没什么印象。”时隔七十年，我姥姥轻描淡写地说起她和姥爷的第一次见面，着重强调对他“没有印象”。
比起我姥姥，我姥爷的身世实在没有什么传奇性。入伍前，他所有记忆都围绕着一个中轴——贫穷。他出生在胶东农村，妈妈生了十个孩子，只养活了四个，他是幸存者里最大的，后面还有三个妹妹。他爸头脑活泛，一心想改变现状，四处借钱做了几笔小买卖，亏得血本无收。日本人来了，一家人越发艰难，我姥爷一度被打发进城要饭，后来又卷着被褥去给人当学徒。有亲戚劝说他当兵，他便投奔了部队。据我姑姥姥们回忆，姥爷果敢的行动为亲戚家换了一袋粮食，却让他父母愁白了头。
我姥爷头脑相当聪明，记忆力超群。他在部队学了读书识字，到现在还时常取出他的第一本字典查查生僻字。这本字典出版于20世纪40年代，每一页都被翻得发毛，合起来宛如一块茶色的发糕。字典的检索页已经丢了，但姥爷靠着独家技能，一分钟内就能翻找到他要查的字。
或许是因为聪明好学，外貌也出众，他在部队如鱼得水。每次我请他讲一讲“打仗”，他就面露惭愧，说自己几乎没有真正拿过枪。入伍没多久，他被调去做通讯员，又被选为某旅长的警卫员，继而成为机要员。他早我姥姥几年就去了军里的机要科，却在姥姥赶到单位报到的前夕，被借调到某师工作。
共同经历战役 他俩的回忆却并不重合
往后的日子里，姥姥和这位“没什么印象”的同事并没什么交集。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们分别跟随部队前往朝鲜。
1950年10月，我姥姥夹在行军的队伍中，准备渡鸭绿江。她看见另一队志愿军迎面而来。两队交错，她一眼望见许久未见的哥哥。来不及招呼，哥哥已随队伍走远，她说：“哎，那是我哥！”几年以后，这对兄妹聚在一起聊起这次奇遇，我舅姥爷说，那一瞬间他也看到了姥姥，也说了一句：“那个是我妹。”我常在心里暗暗咂摸这段回忆，它包含着双重的时空，生死未卜、兵荒马乱的时刻和尘埃落定、阖家团圆的瞬间拼合成了一个完整的圆环。生死悲欢、颠沛流离都被承载其中，无须言语渲染。
与此同时，我姥爷突然收到了调令。军里机要科一组组长的复原申请被批准了，由我姥爷去接替工作。姥爷和姥姥成了真正的同事，他是一组组长，她是二组组员。
每回和姥爷姥姥聊起往事，我总惊讶于他俩记忆的巨大差异。他们在朝鲜共同经历了几场战役和许多事件，但他俩的回忆，却几乎没有相互重合、相互印证之处。姥爷的记忆如编年史，重大事件、部队的转移和战役是它的刻度。他至今可以说出1950年到1951年发生在各个月份的大事，但属于他私人的回忆，少得可怜。他完全不记得自己是怎么熬过1950年的冬天。他初到朝鲜，全部的行李就被美军飞机炸成灰烬，只剩下身上的春秋季军服，和脖子上一条围巾。他想不起自己冷不冷，也想不起没有行李卷如何休息。他只记得每次战役打响之后，他不眠不休地工作。他们小组负责对接上级，源源不断地将指令和反馈传输出去，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
我姥姥的记忆与姥爷的大相径庭。她的记忆由无数日常碎屑绵密地交缠在一起，很难划分出年月日和相对应的历史背景。它抽离了时代背景，被我姥姥年轻、无忧无虑的心境浸染。在她叙述时，我会产生深切的共鸣，没来由地想起自己少女年华的某一刻，虽然时代和经历截然不同，我却穿行在她彼时的心境里。
1950年底，姥姥他们驻扎在汉城附近，沿路看到“北朝军”溃败得不成建制，狼狈如逃荒百姓。姥姥却正为头一次“出国”激动、亢奋。她和小杨大大方方地结伴逛街，一路不紧不慢地走入汉城，钻进路边小馆，吃了两碗冷面。回程路上，她俩跟某首长撞个正着，他大骂：“瞎跑什么？不怕死啊？”
我姥姥确实不怕。她不过十八岁，战争就像一次冒险，死亡离她还太远太远。那时美国飞机常来营地轰炸，姥姥他们白天的主要任务是防空。一有美军飞机的动向，所有人员就往附近的山头撤离，有防空洞就进防空洞，如果没有，大家就躺在雪地里。你甚至能看到美军飞行员从飞机里探出头来，向地上俯望。
“美国飞机，讨厌着呢！见人就扫，一个人在路上走都扫。”我姥姥评论道。在冰天雪地里防空，意味着无论多不愿意出门，都要立即从房子里跑到积雪的山上。这也就难怪姥姥和小杨接到防空警报，会习惯性地在房间里磨蹭，盼着能侥幸逃过防空。有一天，她俩嫌冷在屋里盖着被躺着，又听说要防空，两人都不爱去。耗了不大一会儿，只听见有人吵吵“飞机来喽”，她俩再出门，已经太晚了。美军飞机朝着她俩迎面而来。旁边有个浅浅的草沟，两人顺势跑进沟里，里面居然已经蹲了一位，大概是朝鲜老乡。飞机冲着沟里的人扫射，三人忙贴到另一侧的沟壁上。飞机便冲着那一侧扫射，三人又贴回这一侧……飞机反复扫了几遍，飞走了，姥姥和小杨从沟里爬出来往回走，被军长逮住，“不要命啦你俩？！”我姥姥讲起这事咯咯直笑，觉得那场面很滑稽，“就跟玩似的，像藏猫猫，根本不知道害怕。”
为了逃避防空，姥姥还钻进过附近村子谷仓下面的窄缝里。她个子小，又瘦，钻进去谁也找不到她。她仰躺在黑暗里，听飞机呼啸，弹药炸裂，粮食粒在震动中透过木板缝隙，窸窣撒到她的脸上。我问她为什么那么讨厌防空。她说，大家都挤在一起，备不住有人想挨你一下，蹭你一下，太烦了。作为视野所及唯一的两个参与作战的女性之一，终日处于年轻气盛的雄性的包围，让她感到不安，她只能用这种非常孩子气的方式来保护自己。
当然，她的任性只是偶尔为之。大多数情况下，即便在防空洞里躲避空袭，姥姥仍要工作。防空洞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要翻译电码就没法举起蜡烛，译电员形成独特的工作流程：坐正后点亮蜡烛，把蜡烛立在右腿上，直到融化的蜡把蜡烛和棉裤粘在一起，然后便可以解放双手，开始工作。久而久之，他们棉裤膝盖的位置积了厚厚的蜡，都成了“灯台”，下雨也淋不透。
姥姥约姥爷爬山：“咱们交朋友吧！”
在姥姥的讲述里，小杨是个颇为喜剧，但不那么正面的角色。无论是外貌还是性格，她和姥姥都是截然相反的类型。姥姥又瘦又小，灵活倔强；小杨又高又壮，笨重世故。姥爷下过这样的评论：“小杨和你姥姥不一样，她比你姥姥大几岁，比较招人喜欢。你姥姥倔倔的，小杨会来事，和男同事在一起眉飞色舞的。”
我从姥爷口中打听出，姥姥和小杨这两个军里绝无仅有的女孩每天都像明星般令人瞩目。军队一般只有宣传队、电台和机要科有女孩子。打起仗来，别人都撤走了，就剩下我姥姥和小杨。“男同事聚到一起，就爱评论这个女同事哪儿好看，那个哪儿好看。”我姥爷谨慎地透露。我追问：“怎么评论姥姥？”姥爷面露尴尬地笑了：“小孩问这个干吗呀？没法说！”
那时候姥姥的组长正对她穷追不舍，此人绰号“爪子勾”，常自诩对女人极有研究。我对此表示惊讶，姥姥说：“哎呀！你也别说他，部队女孩子少，大家的眼睛都在盯着你呢。”小时候，我总不明白姥姥为什么在外貌和穿着上对我们那样严厉，直至成人后，我才理解了她的焦虑。
姥姥的同事小杨却对这种焦虑天生免疫。我想她已经明白自己性别的影响力，她的身后总是跟着好几位热情的追求者。有一阵，她看上了某师一位科长，二人订了婚。没过几天，她又和科里一个秘书好上了。这事不知怎么传到和小杨订婚的科长耳朵里，他趁着来军里开会的机会，举着匣子枪撵得小杨四处乱跑，暴怒地扬言要枪毙她……
这出爱恨情仇的大戏引起了不小的骚动，不过很快归于平静。打仗、防空、工作，在朝鲜的大多数日子都如寻常一般地度过。我曾姥爷姥姥分别求证，他俩实质性的进展是在何时发生的。对此，姥爷姥姥竟然各执一词。
姥姥说是发生在“二次战役”前后，姥爷说肯定不是。那会儿他还在师里，没调过来。姥爷对“二次战役”有着深刻的印象，他们师曾一昼夜间急行军240里，出其不意插到美军后方。当时北有美军溃退下来的八个师(非整师)，南有美军增援来的四个师，姥爷他们师奉命守住某个山口，他们以一个师的力量对抗过一百多架同时出现在他们头顶的美国战机。机要科最初选定的隐藏位置遭到飞机扫射，一块岩石崩裂，砸爆了我姥爷的鼻梁，他的鼻子至今都是轻度歪斜的……上级听说机要科遭到空袭，命令他们撤到指挥所藏身的地下洞穴之中。这个洞穴有两个窄小的洞口，洞口外有岩石遮挡。战斗最惨烈之时美军坦克已经轧到了洞口，在洞外徘徊很久，所幸没有发现他们藏身的地洞……
我姥爷认为他和姥姥的进展发生在“四次战役”之后。他恍惚记得自己是“四次战役”开始前来军里报到的，那会儿他们驻扎在一个叫“梅南里”(音)的地方。战役结束后，他们迎来了好几个月的和平时光。他对“梅南里”这个地方印象深刻，因为某一天晚上，美国飞机毫无预兆地向军长的屋子投了一颗炸弹。警卫员当场牺牲，军长却奇迹般地毫发无伤。后来查明，此事系一个“南朝鲜”女特务策划，她假扮老百姓，跟踪队伍几个月，摸清了情况，给美方发了电报……姥姥承认记得这事，但坚称自己在“四次战役”中途就回国了。
这事越倒腾越乱。不管究竟是哪一天吧，反正我姥爷姥姥难得统一口径，说那是个很暖和的日子。姥姥没来由地去找姥爷，说：“咱俩上山玩儿玩儿去吧。”姥爷就跟她去了。他俩在山沟里走了挺远，一路捡起带壳的野栗子，边剥边吃。姥姥靠在一块大石头上坐下，有一搭无一搭地和姥爷说了些平常的话，随即话锋一转，“咱们交朋友吧！”
我姥爷毫无思想准备，他对自己认识清醒，从没奢望过我姥姥的青睐。震惊之下，他答道：“我得考虑考虑！”
他说，第一个出现在脑子里的念头，是自己会不会对不起穷追姥姥不舍的“爪子勾”。从山上回来后姥爷就去找“爪子勾”谈心。“你们俩有希望没有？”我姥爷问。“剃头挑子一头热，没戏。人家根本不理我。”“爪子勾”答。姥爷追问：“她可对我表态了啊。你说的是真的假的？”“真的！”“爪子勾”真诚地表示。姥爷当下宣布：“那我可要开始进攻了。”“爪子勾”这会儿还挺看得开，对姥爷表示了一番祝贺。第二天姥爷去找姥姥：“行，我考虑好了。咱们交朋友吧。”
我问姥姥：“您看上姥爷哪儿了？是不是长得帅啊？”姥姥说：“要说看上哪儿了，我也不知道。长得我倒不烦他。主要因为我太烦‘爪子勾’了。他老没完没了地找我……”
战争间隙他们得到一段快乐日子
姥爷姥姥在讲述里无意中透露，战争的间隙他们有一段非常快乐的日子。(“你们煮饺子，你不是还给我送过一碗。他们都笑话你！”我姥爷说。“哪儿有的事！”我姥姥立即否认，眼睛警惕地瞟向我。)不过更多的细节他俩守口如瓶，拒绝泄露。这段日子没有持续太久，姥姥得了肺浸润，这是肺结核的先兆。她被调回国内，在铁岭的军留守处养病，同时做一些译电工作。
留守处以各师为单位，占了铁岭郊区龙首山附近很大一片区域，军队带不走的物资、老弱病残人员，甚至一部分作战人员家属，都留在这里，前线的供给也由留守处调配。为了照顾极为稀有的女同志，组织特别给姥姥分配了一个单间——一座天主教堂东北角的小屋。
我很想知道，姥姥独自一人在留守处的时候，如何与姥爷联系。这段异地恋看起来岌岌可危，因为姥爷姥姥都表示分开那段时间他俩谁也没想过联系谁，战场没有通信的条件。
“你俩就没托人带过信？”
“带什么信啊！瞎联系什么啊！”
然而，就在1951年底，姥爷接到了通知，让他立刻从前线返回铁岭，转去南京机要干校进修。通知来得很急，他丝毫不敢耽搁，即刻返程，刚到达铁岭，又接到学校延期开学至次年春天的通知。姥爷连老家都没回，直奔姥姥那间教堂东北角的小屋。我屡次邀请他俩谈谈久别重逢的场面，是不是像电影里，两个人在东北广袤的雪原向着对方以放慢十倍的速度奔跑，以及喜极而泣什么的。他俩不光避而不谈，我姥爷还说：“什么事让你知道就算完了，一知道就问起来没完。”
这里面必有隐情。
我能打听出来的就是，从那以后，姥爷每天白天都泡在姥姥的小屋里，晚上去一个老乡家睡觉，这应该是他忙忙碌碌的一生中少有的闲散时光。美中不足，他借住的房间在老乡家里头，人家连炕都没烧，每天晚上都把他冻得要死要活的。
姥姥的医生梦 被姥爷的哥们拦住
1952年春天，姥爷去机要干校报到。姥姥的肺浸润发展为肺结核，前往咸阳疗养院疗养。姥姥的病房住着七八个病友，全是各部队送过来休养的年轻女孩，这群在战争和疾病中幸存的女孩，因为不必继续面对死亡的威胁和高强度的压力，各个欢欣雀跃，心里充满对未来生活的构想，聚在一起互相打听的全是“有没有对象”“什么时候结婚”……别看姥姥现在嘴很严，当年很快就被调查出有个男朋友在南京上学。
女孩子们撺掇姥姥给姥爷写信，就说让他请大家吃糖。姥爷回信说：“买糖可以。我得知道你们都叫什么啊？”女孩们便纷纷大度地让姥姥在信里写上自己的芳名。姥爷收到信，仿佛亲耳聆听莺歌燕语，心里美得不言而喻，马上寄了两斤糖过去。
姥爷也在享受他的学校生活。他幼年时，整个家族曾合力请了一位先生来教男孩读书，但他没念多久就辍学了。他一辈子看重读书，也看重学问，这次进修对他至关重要，也是他一生中最春风得意的时光。学习之余，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可以敞开吃饭。他头一次发现，自己不知道什么是“吃撑了”。别的同学肚子里有了底，就再也吃不下去了，可我姥爷仍旧在吃，他吃自己的饭，吃同学匀给他的饭，终于变成了一个腰围大于裤长的奇人。
姥爷强悍的胃是我们家人人喜闻乐见的话题。他曾经以一顿吃下124个饺子的个人最好成绩创造了难以逾越的传奇。近些年我有所感悟，姥爷铁胃的背后，恐怕藏着某种精神创伤，那是对饥饿和匮乏的极度恐惧，甚至麻痹了身体的自我保护机制，鼓励他不停吃下更多东西。1953年，在南京吃成胖子的姥爷利用假期去看望姥姥。姥姥看着眼前的胖子，恍惚已经不认得了。
那时姥姥听说大学正在征召退伍军人入学，心里蠢蠢欲动。她一心想成为医生，我猜和她童年的遭遇有关。姥姥的算盘被同在一个办公室的队列科长察觉了。这位科长曾长期和姥爷搭班工作，视姥爷为兄弟。他深感危机——如果姥姥去上了大学，又成了大夫，那还得了？为了守护兄弟的幸福，他行动起来，先劝姥姥不要辜负姥爷，又天天监视她的行动。姥姥上趟街，他都要亲自过问一番，恐怕姥姥是去大学报名。最后姥姥被他的监视和调查搞得不胜其烦，当面告诉他：“我不去！我不去了还不成！你别看着我啦！”
姥姥的医生梦就这么破碎了。
我看到他们的青春依然发光、发热
1954年春节，姥姥和姥爷终于结束了“异地恋”。姥爷趁着寒假赶回山城镇，斥巨资16元置办了糖、瓜子和小鞭炮。他俩在镇政府登记，领了结婚证。
举办婚礼前，姥爷连住的地方也没有，姥姥只能把自己的宿舍让给他，自己搬到会议室旁边的女生宿舍，和别人挤着住。结果大家一看见准新娘搬来，全闹着要插门关窗户：“不欢迎你！你干吗过我们这儿来啊？”
第二天，大家乱纷纷聚在一起，点小鞭，吃糖和瓜子，而一对幸福的恋人成为世间最平凡的夫妇。那时他们不知道，他们将会合力养育四个孩子，熬过饥荒和运动，一辈子都在为童年生活造就的习惯差异争论不休……如果有一双预知一切的眼睛，它会看到等在这对漂亮年轻人前面的全是苦，他们要蹒跚几十年之后，才能逐渐看到希望和光亮。
可是到了那时候，他们都已经老了。没有人再记得他们青春的样子，也没有人记住这个从青春走向成熟、从自由走向责任的瞬间。在儿女眼里，他们是家长，在孩子的眼里，他们是老人，而他们曾经光芒璀璨的青春，已经一点点消弭在虚无之中。
但我相信我姥爷姥姥的青春岁月永远保存在某一段时空里。别人会忘却，但时空不会，宇宙不会。我也不会。那些岁月冥冥中造就了我，我也将和姥爷、姥姥踩着同一条小路，走出青春的永昼，走向衰老的密林——我们的生命，环环相扣。
聆听姥爷姥姥故事的时候，我看到他们的青春依然发光、发热。在姥爷姥姥被岁月揉皱的面孔背后，他们光洁、挺拔的灵魂从未改变。衰老不能带走一切，就像加缪说的：“在隆冬，我终于知道，我的心里有个不可战胜的夏天。”
(本文根据我姥爷姥姥的谈话录音整理而成，老人记忆中的某些事件、地点、数据可能与历史事实略有出入，特此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