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六院副院长、广东省援助武汉第二批医疗队党总支书记姚麟。
他原计划是作为医院领导，去送别行将出征援鄂的医疗队员，不想临时接到通知，需要作为管理人员和队员们一道前往。于是，他成了广东省第二批援鄂医疗队的队长，在武汉市汉口医院呼七病区里，他率领137人的团队(另有10人支援金银潭医院)奋斗50多天，累计收治新冠肺炎患者189例，其中危重及重症患者159例，占比84.1%，治愈出院128例，转科20例，转院29例，不幸离世12例。他是中山六院副院长、广东省援助武汉第二批医疗队党总支书记姚麟。
9月8日，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姚麟荣获“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称号。
每天都深入到医院“红区”
姚麟驰援武汉之旅，开头就有些戏剧性。在紧急奉召组建中山六院援鄂医疗队后，作为分管医疗的副院长，原计划的工作行程是，“1月28日、大年初四，为医院的17名队员送别、壮行。”可就在出发前一天，姚麟接到了上级通知，为了更好的和当地被援助医院对接、协调，并组织、指挥好广东的支援力量，需要一名有经验的、年富力强的医院管理者一同前往支援。
姚麟被选上了，虽然之前没有准备，但也毫无怨言地开始筹备工作。“这批医疗队来自5个地市、18家医院，一共147人，别说不同医院间队员彼此不熟悉，有同医院的队员们都不熟悉。”姚麟收到通知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沟通这18家医院的队员们。“通过电话，微信联系到了出发当天的凌晨三点，太太就一直陪同在旁边，替我担心。”
当时的武汉，姚麟最为直观的印象就是，“一个濒临崩溃的医疗体系，和一群坚韧不拔的医务人员。当时武汉还处于疫情初期，不断有消息传出有医务人员感染，倒下。所以我在飞机上就和全体队员们说，打开舱门那一刻，我们就是到了战场了。”
作为临时团队的核心，姚麟抵达武汉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集中物资，不同医院的防护装备携带量不同，但多带装备的医院既不能同时穿两件防护服进去，也不能都排他们的班。而对最初期的防护装备，是按照战时管制措施来进行管理。在最初期的阶段，姚麟每天都在和同样吃紧的后方联系，收集着防护服、护目镜、鞋套、N95口罩……“天天难过，天天过”，就这样顶过了物资紧张的时段。
虽然长期从事医院管理行政工作，姚麟依然是血液科大夫出身。在队员们深入到核心病区“呼七区”时，他每天也会深入到最高警戒级别的“红区”。
“我们二队的指挥部就靠前设置在了汉口医院的办公区里。进入红区时，我会做好一级防护。但在办公室，我其实就是最普通的口罩防护而已。”姚麟告诉记者，在汉口医院里，其实办公区也是高危区域，不断有医院的行政领导感染、倒下。“坐在我旁边的汉口医院副院长后来也感染了，平时我们沟通交流最多。”
挺过了最初的物资匮乏期
广东省援汉第二医疗队在武汉的55天里，一共收治了189个患者，其中159名为危重患者，最后有12位患者不幸去世。去世的患者都发生在前两周，第三周到第八周没有患者去世。
姚麟表示，在医疗资源充分的前提下，新冠肺炎的死亡率并不高。但在早期，去世患者是非常集中的，而且很多患者并没基础病，更让人揪心的是，有和我们医务人员同龄的患者，因为隔离需要，弥留前见不上家人最后一眼，甚至连遗物都不能及时处理。”
有一个37岁的患者，是救护站工作人员，可能是在运送患者过程中感染，最后去世了。
遇到这些悲欢离合，见惯了生死的一线老兵都会情绪不稳定，何况年轻队员。不光是护士们会哭，医生们也会暗地里流眼泪。“普通人一辈子都没遇见过几次生死离别，我们就浓缩到两周的时间内遇到了。”
那一段时间里，队员们的情绪一低落，姚麟就会在微信群里鼓劲。“各位战友，我也看到大家每天在为这些病危患者焦虑，觉得我们可以做得更多。但大家一定要认识到，这不是我们的错。这是一次巨大的疫情，我们只能尽我们的微薄之力，我们不能用在自己医院的标准来衡量目前的救治。只能是寻找平衡，我们要对得起自己，家人还有病人。以后回想起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无愧地说我们尽力了。我认为，我们来了，我们尽力了，我们帮助了一些病人，我们就问心无愧”。
早期物资匮乏给姚麟带来的无力、无助感，常常让他思索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医生，如何能做得更多、更好？”回到广州后，他开始积极地倡导医务人员献血，期望用可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再生的生命。
采写：南都记者 王道斌
通讯员 简文杨 于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