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6日，最高检发布数据称，今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诈骗犯罪58101人，同比上升35%，其中，起诉利用电信网络手段实施的诈骗犯罪32463人，同比上升77.1%。最高检相关负责人在分析上半年诈骗犯罪趋势及特点时指出，涉及诈骗犯罪的名目繁多，除了老套路的保健品诈骗、招生中介、民族资产解冻诈骗等，还出现了涉疫情诈骗等新变种。
社会苦电信诈骗久矣，特别是在过去半年时间，新冠肺炎疫情带给整个社会剧烈伤痛的背景中，涉疫诈骗类型已经不可避免地出现在电信诈骗犯罪中。应当看到，一贯善于跟进“时事”的电信诈骗犯罪，当然不可能放弃疫情这一突发社会背景，而必然要进行“魔高一尺”的电信诈骗，这也要求并倒逼包括执法部门在内的全社会各方面，对电诈顽疾有“道高一丈”的应对。
打击电信诈骗注定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法律问题，而更多是社会各关键环节合力进行综合治理的过程。
从数据反馈的情况看，电信诈骗固然存在不少公司化运作的趋向，呈现出跨境、远程、电子支付等新特点，但执法层面对电信诈骗的打击手段也一直有技术性的迭代。包括在传统证据链条中，更加重视和娴熟运用电子数据，据最高检相关负责人介绍，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检方“注重电子数据在事实认定中的核心作用，努力构建电子数据、言词证据、书证之间相互印证的证据链条”。
其实早在2012年刑诉法修改时，电子证据就作为法定证据类型写入刑诉法，2016年9月，最高检更是会同其他机关出台“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的专门规范，对电子数据的收集和运用予以细化明确。但也必须承认，相较于其他较为传统的证据类型，办案机关对电子证据的收集、掌握和运用依然存在不足，这也是此番最高检在电信诈骗犯罪数据发布时专门提及电子数据要“努力”与言词证据、书证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一个宏观背景。在刑诉法层面，“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电子证据即便已经被明列为法定证据类型，但办案机关在办理相关案件时对电子数据的了解、运用不足，可能是打击电信诈骗犯罪所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当然，对电信诈骗的防范与打击注定不可能单纯依赖执法部门的“打怪”技能升级，也需要在社会层面有更深入、广泛的反电诈宣导与觉醒。在传统观念中，中老年人一直被认为是电信诈骗的主要受害群体，但已经有数据显示，随着互联网对人们生活的深度影响，以及网络活动中个人信息泄露的加剧，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同样无法逃脱电信诈骗的魔爪。电信诈骗犯罪对社会各阶层的某种“无差别对待”，正在不断考验人们的防骗意识与能力。
尽管，在短视频平台上不乏有调侃甚至“逼疯”电诈人员的段子出现，并得到可观的观看、点赞数据，但受限于越来越多的兴趣推荐与信息茧房效应，防诈骗内容的“出圈传播”成绩却可能不甚理想。社会层面对于防范电信诈骗，或许不乏基础共识，却鲜有行之有效的技能交流与事前提醒，这也是需要直面的事实。
或许疫情导致不少人客观上拉长了居家生活、工作的时间，但此前老人因缺乏家庭层面的关心、交流而遭遇诈骗的情况，是否因为家庭成员居家时长的增加而有所改善？还是说，因为居家时间的增加，网络购物、交流的场景更为丰富，使得无孔不入的电信诈骗犯罪反倒有了“获取新客户”的难得机会？如果居家养老人群并未因为子女居家时间的增长而得到更多的关心，哪怕是新技术、新知识的帮教，那么疫情给人们客观上带来的影响和改变，可能还不够深远和彻底。
必须要看到，电信诈骗击中的社会软肋，从来都不是现代人因物理时间、距离而产生的隔膜，而更多是技术手段在改变人们生活与沟通方式后，大家对坦诚交流所失去的那份耐心。
疫情防控中的数据赋能，让技术对社会的贡献得以被清晰看到，对电信诈骗的法律打击，需要更常态、更娴熟地收集和运用电子数据，而警惕和防范电信诈骗，也要有能力运用大数据的优势，在锁定犯罪轨迹、降低犯罪损害、挽回社会损失等多方面做更多主动性的探索。社会增强对数据的必要运用，与个人降低对技术的过分依赖，可能才正是打击和防范电信诈骗真正意义上的“道高一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