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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早期史与自然的开发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20年06月28日        版次:GA15    作者:林颐

《美国海:墨西哥湾的历史》,(美)杰克·E·戴维斯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2月版,96.00元。

  □ 林颐

《辉煌信标:美国灯塔史》加上之前的《皮毛、财富和帝国:美国皮毛交易的史诗》、《利维坦:美国捕鲸史》,埃里克·杰·多林的“野性北美”三部曲齐全了。

《皮毛、财富和帝国》讲述17世纪早期-19世纪晚期,主要发生在密西西比流域的美国皮毛交易。《利维坦》与《皮毛、财富和帝国》发生在同一时段,海、陆齐头并进,美国依靠皮毛和捕鲸获取了大量财富。《辉煌信标》讲述美国三百多年的灯塔建造史,以及灯塔在拯救沉船事故、贸易和经济繁荣上起到的作用。

三部作品相互交织,角度不同,内核接近。前两部作品侧重经贸活动,《辉煌信标》是技术方面的保障,侧重建筑史、工程史和工业设计的发展,和光学领域、透镜制造工艺方面的进步,以及灯塔自身的象征意义。三部曲共同呈现美国早期工商业资本财富积累的历史。

被英雄化的个人是不可缺少的传奇。冒险家倾巢而出,齐奔新大陆,分取一杯羹。人与彪悍的动物、与狂暴的自然搏斗,人也与人展开狡诈的争斗,精彩的叙事呈现生动的场景。当时留存的手记、信札和口述,那些有所夸饰的叙述,就是今天回顾历史事实的基础。

探险家的背后,站着国家。火枪护行,大炮开道。美国的局面与欧洲的势力息息相关。英国与荷兰在1650年签订了《哈特福德条约》,确定他们在北美的利益分割,然而,在1664年,英国舰队赶走了荷兰人,把新阿姆斯特丹变成了纽约。1756-1763年的英法“七年战争”,牵系了几乎同时在美洲发生的英法火并,法国在欧洲的落败让其吞下失去美洲的苦果。随后,美利坚合众国成立。美洲的皮毛交易主导者发生了变更。

在南安普敦,发现者、切割者、镇上居民、印第安人和鲸鱼搜寻者都获得了他们的利益,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个行业,为了避免劳动果实被无关人员分享,其中的一些人联合起来,集中各自的资源,成立了捕鲸公司,以“拆账”的方式即以鲸鱼捕获的利益来进行分配。这种激励机制非常明智,与欧洲习惯给雇佣捕鲸人定额工资报酬大大不同,后者的工作积极性远远不如前者,这也是北美捕鲸业后来居上的重要原因。

在开国者眼里,尤其出于托马斯·杰斐逊的主张,皮毛交易成了一种独特的边疆开发模式。密苏里河地区大量的皮毛可以为国家提供财富,荒茂无垠的土地在召唤新移民前往。19世纪70年代,大草原野牛在枪口下纷纷倒地,这是北美皮毛交易最后的“盛宴”。白人对野牛的大肆屠杀,不仅为了经济需求,也是为了摧毁印第安人传统的生活方式,达到消灭印第安人的目的。

不管皮毛交易,还是捕鲸业,都加速了印第安聚居区的殖民化。欧洲列强,北美白人与印第安人,北美白人与欧洲母国,南方与北方,展开了激烈的地域控制权竞争。在美国独立战争和1812年英美战争之后,捕鲸行业经历了涅槃重生、东山再起的过程,也经历了其他国家,比如挪威捕鲸业兴起的挑战。皮毛行业在19世纪末遭遇萧条,西部牛仔告别了他们的荣光,几乎同时,捕鲸人的男子气概也失去了用武之地。因为工业的迅猛发展摧毁了旧行业的根基,电力替代了鲸油蜡烛,黏稠的石油在工业领域的使用更宽泛、更便宜也更有用。

把美国的崛起与自然的开发联系起来,埃里克·杰·多林的作品当然并非个例。

杰克·E·戴维斯在《美国海:墨西哥湾的历史》里说道,墨西哥湾的历史,如我们看到的,正是美国的历史。这部作品也涉及捕鲸活动和皮毛贸易,但最主要的,是石油的发现。19世纪初兴起的鱼钓休闲把墨西哥湾变成了度假胜地,一个垂钓者偶然在小船底部发现了石油,于是油田勘探者纷纷会集到近海处,在地底下寻找那个污秽黏稠的东西,最终墨西哥湾变成了整个国家最重要的油气储藏地。杰克·E.戴维斯的作品或可视为埃里克·杰·多林的“野性北美”三部曲的续集,当皮毛和捕鲸业风光不再,石油成为新时代的资源宠儿。

这些作品还展现了美国工业化进程所牺牲的环境代价,对森林的滥伐、对草原的滥用、对物种的灭绝、对资源的挖掘、对原生态的大规模破坏,美国现代景观是在这些变化的基础上创制而成的。强调乡村和荒野地区,强调人在自然环境里的活动,这是大部分美国自然史作品的共性,但是,往往忽略城市,即人造环境的开发。

威廉·克罗农的《自然的大都市:芝加哥与大西部》可以补充以上视角的缺憾。克罗农以宏大的规模描写了边疆经历的一个方面:大都会经济圈扩展到以前与其市场联系不紧密的地区,因而新的周边地区又被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边疆地区位于大都市经济圈的外围,而纽约和伦敦之类的大城市则靠近大都市经济圈的中心。芝加哥位于大都市经济圈的中心与边缘之间,也就是东部和西部(以19世纪的定义)的交界处。作品分章详细描述粮食、木材、肉类的生产、流通、运转以及随之创建的资本、市场、信用等机制,芝加哥密集的铁路网络是这一切的枢纽,芝加哥的奇迹实际上是改造自然的奇迹,芝加哥这样的大都市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生物体,不可避免地依赖于自然法则的制约。克罗农希冀“城市—乡村一体化”的愿景可以促使道德经济的实现。

最后,阅读一部理论作品来加深思考,以上作品都是美国作者,《环境与历史:美国和南非驯化自然的比较》的作者威廉·贝纳特和彼得·科茨则是英国历史学家,这部作品不局限于美国自身的探讨并且流露本土作者的焦虑感,而是相对客观的、更加宏阔的视野。《环境与历史》奠基于大量历史研究的阐述,其中就包括上面提及的威廉·克罗农的著作。这部作品不满足于关注对自然的掠夺和自然保护运动的兴起、自然资源政策及其保护制度和机构的出炉,作者更着重的是自然概念的文化表述。作者强调驯化景观和消灭荒野在人类道德感上所以为的正确性。城市对原料的需求和增长模式决定了边疆开发的阶段性。从科学和经济这两个不同角度的辩论一直左右着美国政府的行动。环境史学家们受到敦促,要把性别、阶级和种族的范畴更加认真地纳入分析框架,以纠正他们对非城市、非工业环境的偏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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