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日前，备受关注的河南原阳“四童被埋身亡”事件，因媒体采访受阻风波引来颇多议论。4月22日，原阳县委书记郭力铭通过人民网就此事造成的不良影响向社会道歉，并承诺对已被先期停职调查的相关责任人，“将待查清责任后再作进一步处理”。
涉事地方虽然出面道歉，但事件仍有不少疑点等待进一步调查、澄清，这也应当是当地政府在后续调查中需要查清和辨明的内容。
姑且不论一开始抛出继而否认的“家属打人”说法是否涉嫌捏造事实、推卸责任，颇为诡异的抢记者手机并“刷机”之举至今也未见合理解释。据涉事人员讲述，“记者对现场人员拍摄”是工作人员上前阻止并夺走手机的原因，但随后对他人财物的私自随意处置却令人不解，一番“刷机”神操作，事实上并不能消除影像信息，毕竟事发现场情况早已在社交平台广泛传播，“刷机”也于事无补。
为什么要“刷机”？有什么必要“刷机”？更重要的是，有什么权“刷机”？新闻记者的通信工具，除了私人通信的作用，更可能存有大量采访素材，还有诸多被采访对象的联络方式。顺手的一个“刷机”行为，不仅是对普通公民私人物品、私人生活记录的随意处置和侵犯，更是对机构性的新闻采访行为做出无端干涉，给正常的新闻从业带来严重干扰。在调查和追究个案的过程中，必须对“刷机”行为的动机、执行予以深究和追责。
不仅如此，在战疫期间出现的此番风波，所带出的疫情因素也颇值得商榷。按照当地给出的说法，除了“夭折儿童下葬不被打扰”的当地风俗，疫情期间“尽量减少人员聚集”，也是阻拦记者进入公墓采访的原因。据当地墓园方面的规定，“非本公墓安葬逝者直系家属，一律不得入内”，但对于此番突发安全事故，当地已组织专班在“帮助料理后事，开展帮扶工作，同时协助专家进行心理疏导”，事发地也已出现诸多非直系亲属且超出人数限定的基层工作人员。问题的关键在于，是由谁又根据什么来判断进入安葬现场的必要性？已得到遇难儿童家属同意的新闻采访，显然应该受到尊重和获得合理安排，而不是粗暴地阻拦。
不管什么样的理由，动用强力阻挠新闻采访实属不该，其中不仅涉及对普通公民人身、财产等合法权益的公然侵犯，更与新闻采访的基本权利乃至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密切相关，这也是舆论对原阳个案如此关注的原因所在。而且以“拍下葬能拍到什么”“这个采访值得吗”来质疑媒体采访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更是对专业新闻采访、记录这一公共价值的无视。已经成为公共事件的个案，媒体采访什么与最终如何报道，属于新闻采编业务范畴，外界可以不理解甚至存疑，但没有权力横加干涉。
更何况，新闻当事人下葬的报道在公共视野中也并不少见，至于选取何种角度进行记录、如何顾及个人隐私保护，都是专业新闻操作会注意的细节，而不是设置采访障碍的理由。作为社会公共监督和公众知情重要实现方式的新闻报道，不应当被粗暴干涉，这是现代法治社会必须达成的基本共识。因为充分的媒体报道，才有希望让突发个案的调查更深入，让类似“四童被埋身亡”的惨剧不再重演。
亡童已经下葬，真相不容掩埋。透过阻挠采访的意外风波，依然有必要深究：一个正在进行中的“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生产专项治理行动”，一个尚未获得施工许可、事发前曾被要求停工的项目，有多少人、多少部门对“四童被埋身亡”的惨剧难辞其咎，该为此负责？有些人究竟为什么会对正常的新闻采访抱有敌意甚至不惜动手阻拦、抢夺和破坏采访器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