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汉渡海图》题跋。中部上方的英文为杜威所题。
□ 申闻
1919年四月三十日，日本熊野丸号轮船停靠到上海吴淞口码头，胡适、陶行知、蒋梦麟等相约一起赶来，迎接老师约翰·杜威（John Dewey）一家，自此开启这位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大师为期二十六个月的中国之旅。直至1921年七月离华，杜威的足迹遍及小半个中国。胡适作《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为老师送行，称“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诚然。近数十年来，对杜威的研究成果甚多，惟目前所知，对于他在华期间的日常生活未见太多细致的记述，如对于中国古代书画艺术的欣赏与品评，似乎当时没有留下太多的痕迹。
距杜威来华倏忽已逾百年，新近在浏览书画时，偶然于一卷佚名绘《罗汉渡海图》拖尾，见到四行钢笔书写的题记，恰如传统的东方美人，尝试施以西洋粉黛之初，给人一种一开始诧异，既而惊艳的感觉：
It seems impossible to suggest the movement and evanescence of life with greater delicacy and certainty.
John Dewey
谛审之，当为约翰·杜威亲笔。此卷外签“龙眠居士白描罗汉渡海图”由王揖唐题，卷前署名“芝瑛”的“龙眠罗汉渡海图”七字引首，从字迹看恐系孙揆均代笔。画芯绘十八罗汉渡海场景，前由力士相送，后有观音接引，卷后有云门佛弟子王元甡书《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另有明崇祯十四年（1641）王建章题跋：“十方苦恼何艰险，相见交芦性即真。哀愍海鱼不知淡，白衣居士现龙身。紫玄进士出示龙眠《罗汉渡海》卷子，率赋似教，浮沤大千，安得尽如白衣者引诸沉冥也。崇祯辛巳浴佛日，砚田庄居士。”并钤“王建章印”白文方印、“仲衣父”朱文方印。此卷纯用白描，人物如生，衣带飞动，描摹精整，但无落款，王揖唐、吴芝瑛等定为宋代李公麟（龙眠）作，显然受到卷后王建章题跋影响。杜威的英文题记，就位于王氏跋文前方。此卷中除了王元甡、王建章两家印记早至明代外，其余鉴藏章如“泰州宫氏珍藏”“泰州宮氏鉴藏金石书画之印”“宫子行玉父共欣赏”，“小万柳堂收藏金石书画印记”“小万柳堂”“南园”“吴芝瑛印”“写经室”“万柳夫人”“帆景楼”“金匮廉泉桐城吴芝瑛夫妇共欣赏之印”等，主要为清末泰州宫本昂（子行）、宫昱（玉父）昆季和廉泉、吴芝瑛夫妇所加。
王建章系明末画家，清顺治间东渡日本，擅画佛像，著名于海东，国内转鲜为人知。据姚茫父《题画一得》（三笔）“己巳开岁，廉南湖见访，以王砚田先生画属题”条记述，廉泉藏王建章作品甚夥，王氏自作《砚田山庄图》也在小万柳堂中。王氏题跋中的紫玄即宫本昂的祖上宫伟镠，与梁清标、魏裔介、恽向、陈维崧等交好。宫紫玄富收藏，传数世不散，家有春雨草堂，王建章为绘《春雨草堂图》。至清末宫本昂兄弟时，藏品始陆续散出，大多归于廉泉。端方在《小万柳堂藏画记》说：
其戚宫先生子行精鉴赏，与廉有同好，为海内收藏大家。尝汇集名人扇面凡千余叶，编为书画扇存六集……宫先生病卒时，遗嘱将扇册归廉氏。……先生殁后，南湖如约购归，即《明清两朝名人书画扇存》六集，凡一千零五十三叶也。……宫氏自明紫元（即宫紫玄）太史即精鉴古，所藏书画世世子孙保守勿失，有泰州宫氏珍藏印，知其流传有自。子行兄弟所最欣赏之件，所钤小印有二，曰“宫子行同滴玉甫宝之”、曰“宫子行玉甫共欣赏”，志此以备考证。宮氏兄弟相继殁，箧中精品强半归小万柳堂矣。
这卷《罗汉渡海图》无疑就是归小万柳堂的精品之一，它既是明末清初王建章、宫伟镠交往的见证，也是宫本昂、廉泉两家藏品递相授受的例证。那么，杜威的英文题记是为何人所作，写于何时呢？从时间上推测，这四行无年月的题记必作于杜威来华期间，此时《罗汉渡海图》为廉氏小万柳堂藏品。在王建章题跋之后，有罗瘿公题记可作参照：
黄山谷为冯当世题王右丞画《渡水罗汉》云，罗汉皆具神通，何至拖泥带水如此。使右丞作罗汉画如此，何处有王右丞耶？伯时此卷极游戏欢喜，入上乘禅矣。伯时独不令山谷见之，何耶！南湖得此，亦是夙缘，赞叹无尽。庚申正月，顺德罗惇曧。
庚申为1920年，杜威观此图或亦在本年。
明清以降，中外文化交流日趋频繁，尤其是文人学者之间，共同鉴赏古物、字画之属，或一道留影，或联袂题跋，以为纪念。不过，目下所见东亚文化圈里的中国书画上，尽管能看到日本、朝鲜人的手迹，却一律用汉文书写，欧美学者的墨迹相对较为罕见。欧美人用本国文字写题记，更是少之又少。或许杜威并不了解宋代大画家李公麟以及如何鉴赏中国古画，故他的题跋只是礼节性地赞美《罗汉渡海图》本身人物的灵动，然而不可否认，他这四行英文题记，要早于我们熟知的十五年后法国汉学家保罗·伯希和在宋拓碑帖和唐代文书上的法文题记。
1935年四月三日，吴湖帆听闻伯希和来华，与叶恭绰一起借张葱玉家，宴请伯希和，以所藏宋拓《化度寺碑》出示索题，盖敦煌本《化度寺碑》残拓即由伯希和所发现，故请他题记，意义自然不同凡响。伯希和题跋用法文横向书写，连其签名在内，共计十二行。吴湖帆特请精通法语的陆云伯译成汉文，合装于册中。
其实，伯希和此次上海之行，用法文作题跋不止这一次。据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载，日本奈良的宁乐美术馆收藏有一宗三十五页蒲昌府文书，包在一个很大的锦缎书函内，函内有1935年四月二十四日伯希和法文题跋二纸，并附有不知名者的汉译文。又有张克龢题字及题跋二纸。从伯希和跋文所述，知此项文书系上海藏家顾鳌（巨六）相示索题，距为吴湖帆跋《化度寺碑》宋拓本不过二十余日。顾氏与吴湖帆相识，《绿遍池塘草图咏》中收录1939年中秋后一日他为吴氏题写绝句二首，呼为“湖帆道兄”。只不过顾鳌收藏的蒲昌府文书没有《四欧宝笈》之一《化度寺碑》那样幸运，能够一直留在上海，而是辗转经过数位藏家之手，最终流落东瀛。
另外，还有一位在《化度寺碑》拓本后写下英文笔记的汉学家，他就是与廉泉有密切往来的加拿大籍收藏家福开森。福开森在华五十六年，与收藏家如端方、景贤等均有交往。他曾从廉泉处购买欧阳询《千字文》拓本和宫本昂旧藏的印章、召夫鼎拓本等。据聂婷《福开森与中国艺术》一书记录，南京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保存福开森旧藏之物中，有一套1933年他整理的端方旧藏《化度寺碑》拓本照片，附装有杨守敬的题跋墨迹，福开森本人则用英文作了注释。宽泛地说，这页多达二十四行的笔记，与伯希和的法文题记面目近似。不过，浸淫中国文化数十年的福开森本人或许并不这么认为。1940年，福开森将历年积累的青铜器拓片，整理成《陶斋吉金拓本》册，并加中文题跋：
册内古器拓片三十六张，皆有“陶斋校勘金石文字记”印章，鉴别之精，殊深钦佩，因名之曰《陶斋吉金拓本》。其无印章之二十九张，系他处搜集，虽原器未尽目睹，而文字俱见于著录，堪与陶斋所藏媲美，故并存之。庚辰初夏，福开森识。
聂婷说“他采用干支纪年法也是将自己投入到清朝古物学家行列中的方式”，可谓知之甚深。于此可见，在福开森看来，使用毛笔、墨汁从右自左竖着书写汉字来为中国古物题记，并加钤印记，才真正领会到文人题跋的妙处，在鉴赏中国古物上算是窥得门径。此时距杜威用英文在《罗汉渡海图》上写题记，已经过去近二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