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仕忠(右)与其表舅斯章梅在杭州。摄于2018年。
□ 黄仕忠
同学陈叶葳与钱志熙有写诗的二叔、二舅，令人羡慕。我解嘲说：“我只有做剪刀的二舅，所以我现在能剪照片，也是‘家学渊源’。”其实，二舅虽然没有教我怎么读书，但他有一位出色的妻弟在杭州大学工作，曾给我很大的影响，所以记下来说一说。
我在杭大读书时，比较幸运的是受到了表舅斯章梅的点拨与影响。
表舅当时负责杭大印刷厂的工作。他是我二舅妈的亲弟弟，来自诸暨的斯宅村。很多年后，我读胡兰成《今生今世》，得知胡去温州前，就在斯宅躲过一段时间，后来由温州籍女佣带着去了瓯城，路上他们就同室而处了，再后来更把张爱玲冷落在旅馆里，从而结束了张胡之恋。从20世纪初开始，斯宅人就十分重视现代教育，从留学日本到自办学校，用偏僻山乡微薄的出产，供给外出求学的子弟，所育人才甚多，在民国至当今的政界、学界，均有声望。胡兰成便是与在民国省政府做事的斯家子弟有友朋联系，才被安排到这山村里躲避时世的。
表舅早孤，曾随姐姐生活过一段时间，所以与我父亲、母亲很熟悉，我则跟着在杭州工作的表姐叫他舅舅。
舅舅对我很是亲热，当作自家亲外甥看待。他其实话不多，年未及弱冠的我，对他的了解更少，不知道该如何请教，也几乎没有共同的话题。所以主要的收获是有所见、有所闻。
舅舅家就在杭大新村，住一楼。记得每次去他家里（我大多是晚饭后去的），要么看到他在校读清样或审读原稿，要么看到摊开的清样放在书桌上，所以我能看到校改后的样子。有些文稿还是中文系的名家所撰，例如有一次我看到他正在审改蒋礼鸿先生的一部书稿，让我肃然起敬。
舅舅为人温和，总是笑眯眯的，一边轻声和我聊着天，一边审读稿件，不时发现原稿的问题，随手作校改。先是用红笔把要改的字圈去，然后用线从字缝中间拉出来，用很大的颜体字，很工整地写在天头或旁侧的空白处。这让我懂得了校改稿子的基本格式。那漂亮的颜体字，多年之后，还经常在我的眼前晃动。他所改的稿子，则让我明白，即使名家，也会出现误记，存在知识上的盲点及习惯性的错误用法；而编辑的眼光与作者不同，虽然不直接改动作者的观点，但有责任掸去灰尘，清除污迹，擦光抹亮，摆放整齐。一本优秀的学术著作出版，编辑在其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校对、校勘这些事，在很多人看来，实在是琐碎而烦难，我却感到新奇而有趣，很是有些喜欢。内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受到了舅舅的影响。
我近年办了一份刊物，叫《戏曲与俗文学研究》，请任平兄题的刊名，每年两期，以文献与实证为特色，已经出了五期。主要是想有一个自己的地方，用合乎学术规则的方式，来倡导做些事情，也是作为培养年轻人的阵地，并为中大的后学留下一点遗产。因为我个人其实不需要这些了，这些也不进入到考核计算，但我们总要有人来做一些“无用”的事情。每一期都是我自己组稿并审读校改的，有些稿子读改来往几次，十几次，甚至二十几次，约来名家稿子我也照改，这些都可以说是舅舅影响的延续吧。
1980年，春节后返校，我照例前去拜访。那时正值周公四周年忌辰不久，新闻联播节目播报了缅怀之情。进了书房，舅舅啧一声后，好像是自言自语地，轻声说道：“好与不好，还可以有不同角度的理解。”我听得这话颇为特别，心中一紧，顿时屏住了呼吸。舅舅依然轻声地，不紧不慢地补了一句：“要不是他想法设法撑着，早就玩不下去了，也许世道早就改变了。”
他好像只是平静地说了这么几句话，然后我们就岔开了话题。但这几句话在我脑海中震荡了很久很久。慢慢咀嚼，更让我想了很多很多。第一，舅舅这么平静地叙说，说明这大约不是他个人一时萌生的观点，而是那个时代他那个群体的共通看法，这个群体仿佛特立于尘世之外，让我觉得神秘而向往；第二，他们所取的视角，与时行的眼光完全不同，太过大胆，简直令人直冒寒气，但又忍不住去想像那种可能性；第三，这大约便是所谓的“第三方立场”，站在历史的高度，跳出当下，反观时世，虽然历史不可假设，但对世道我们可以别有认知。扪心自思，当我们满怀爱戴之情，当一大批文化人对被拯救而感恩不尽的时候，大约从来不曾想过或者心有余悸不敢再去想：是谁让他们沦落到那个境地的；当我们感恩有人挽狂澜于既倒时，并没有想过，狂澜倒了之后，也许会出现新的大陆；当时哪曾想到，没有了神像，民众的生活反而会更加美好。
这让我醒悟：历史的认识与评价，其实存在着不同的视野与角度，必须要学会跳出来看；我们习以为常的想法，我们以为足够激进的观念，如果不能在理性的层面上有所超越，其实是依然处于“鬼打墙”之中而不自知的。
那时的我，不善交流，但心思可能比较细，喜欢观察、聆听别人的做与说，并努力思索这些说法与做法背后的规则与学理。很多东西我都是从别人那里听到片言只语，然后不断咀嚼思考，从而获得自己的看法，明白做事的道理的。
人生充满偶然，也未必都属偶然。
2018年10月21日上午，“入学40周年同学会”在杭大图书馆前结束，关祥组长早早安排了七组午餐在文二路。广宣说太远，建议改在道古桥边，考虑到关祥预约在先，便没有再作改动。我们一伙人从北校门出去，走了很多的路。走着走着，我忽然看到舅舅迎面走来！
很惭愧，去广州后，我很少回杭，也难得前去探望。后来曾去原来的住处寻访，却已经是断墙残垣。再后来通过表姐联系，约在一家小餐馆里匆匆见过一次，却又已经过了好几年。这次回杭，内子还特地嘱咐，一定要找个时间去探望。
握着舅舅微凉的大手，心中有万语千言，却不知如何叙说。幸喜舅舅年届八五，身体依然康健，令我喜不自胜。便请朝骞给我们拍了张合影，交换了微信，然后匆匆道别。相约下月我回杭州开会时，再去拜访。
舅舅在晚上给我发了一则长长的微信：
仕忠：我难得到外头走走，这么巧能碰见你，十分高兴。可惜匆匆而过，等下次时间充裕一点多聊聊。我退休25年，已经无能为了，你有了不俗的成就，一定能够更上一层，当拭目以待。我本来是修数理的，60年代初被派去做管理，把专业荒废了。80年代初到了岔路口，继续做行政工作，像我这种出身背景是没有前途的，所以决心从零开始。83年都满50岁了，评了一个讲师，到《语文导报》做编辑，其实是不务正业。87年升了副高，还说是提前破例的。从那时起开始接触中文系的人，感到老一代确实不同凡响，但颇有点后继乏人的样子，不免感慨系之……
舅舅与老杭大中文系渊源颇深，至今仍念念不忘。而冥冥中或有主宰安排，让我与“难得到外头走走”的舅舅在路中相遇，让我动笔回忆，于是便有了这一篇文字。
（黄仕忠，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