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起认罪认罚的交通肇事案件引发法律界乃至社会层面的热烈讨论。据红星新闻报道，中铁公司纪检干部余某平酒驾致人死亡并逃逸，检方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提出缓刑建议，未被一审法院采纳，被判处实刑两年。对此检方提出抗诉，亦未被二审法院采纳，余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半。
央企干部酒驾致人死亡，还一度逃逸，加上差点成真的缓刑，这些自带热搜体质的关键词难免引发网络热议。而在法律界对本案则再起争论，主要围绕二审判决是否违反“上诉不加刑”原则、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具体适用等议题展开。
“上诉不加刑”原则作为现代刑事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鼓励和保障被告人充分行使辩护权具有制度意义，刑诉法对此亦有明确。刑诉法对此原则的例外规定中也说，检方抗诉是突破“上诉不加刑”原则的法定情形，业界争论焦点也恰在于此：本案二审中的检方抗诉，是对一审判决不采纳其缓刑建议的抗诉，带有明确的求情性质，明显有别于一般情况下有加重诉求的抗诉行为，是否应当同样适用“上诉不加刑”原则？
此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本轮司法改革的一项新生事物，对于推动刑事案件繁简分流、节约司法资源具有实践意义。但在检方给出量刑建议后，具体司法裁量是照单全收，还是有所甄别，在追求司法效率的同时如何兼顾庭审实质化，业界对此一直不乏争论。
事实上，司法裁量对待检方量刑建议的态度，从两高三部的试点指导意见，到刑诉法的因应修改，都明确了“一般应当采纳+除外性规定”的模式。而将刑诉法明示的五项不予采纳量刑建议的例外情形与本案对照，可以看到，二审判决纠正了一审基于自首认定进行的减轻处罚，以及未对酒驾从重处罚的裁量，并进行了细致、充分说理，适用的应是“其他影响公正审判的情形”这一兜底条款。
据最高检2019年12月数据，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案件中，检方量刑建议的采纳率超过80%。也正因为如此，本次个案的检方量刑建议经抗诉依然不被采纳，才更加引人瞩目。据《检察日报》报道，2019年9月，浙江台州某认罪认罚案件，一审法院“无故不采纳”检方量刑建议被抗诉，二审法院最终予以改判，量刑建议被采纳。
必须要强调的是，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无论最终检方量刑建议采纳与否，都与法律范畴中的量刑建议采纳原则相吻合，不应当被进行某种情绪化的解读。具体司法裁量都应当基于“庭审中心主义”的立场，对具体个案情况进行全面的审查和最终的专业判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量刑建议，是对控辩量刑协商结果的固化，从始至终都并非司法的最终判断，检方的量刑建议权并不会、也绝不能替代最终的司法裁量，诉讼参与各方对此都应当有基本理性，其与庭审实质化改革更应当同频共振。
也要看到，围绕本案从程序到量刑的各种争议，从一审到二审的司法各环节，对具体法律的适用，特别是二审判决书的充分详尽说理，都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专业性和较真态度。比如在是否适用缓刑问题上，二审法院明确表示，“应该充分考虑到本案判决对于社会公众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规、高度尊重生命价值、充分信任司法公正的积极正面导向”。相比一些具体争议和程序瑕疵，其对实质化的庭审乃至整体司法实践显然更具有示范价值。司法文书的充分、详细说理，意义可能不止于前置性地回应和化解争议，更在于夯实公众对法律的信仰。
本来是旨在尽可能节约司法资源的认罪认罚从宽实践，却“打满了全场”，甚至在二审判决后依然引发各界热烈讨论。任何一项法律程序都不应该是走过场，任何一个司法职守都有其使命担当，这是庭审实质化、司法专业化都赖以维系和运行的正义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