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明确提出“采取有效措施坚决纠正实践中出现的超标的查封、乱查封现象”，规定对决定纳入失信名单或者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的被执行人，可给予其一至三个月的宽限期。
此番最高法“执行新规”出台，在社交平台引发不少讨论，在“基本解决执行难”初见成效的语境中，新规的不少内容涉及“坚决纠正”“严肃查处”不规范执行操作的表述，难免有人担心刚刚“强起来”的司法执行，会有放松的危险。此番文件虽对具体的执行情况也不乏明确的提法，比如区分单位与个人在执行中的责任、边界，比如提出对列入失信名单主体给出适当的宽限期和重申退出机制，还有对全日制在校生涉及校园贷纠纷时，慎用“纳入失信名单或限制消费措施”等等。
但首先应当看到，文件更多是对现有执行规定的细化、重申和规范，而绝非否定和放松。文件开宗明义提出，“持续加大执行力度，及时保障胜诉当事人实现合法权益，依然是执行工作的工作重心和主线”，明确“防止执行人员以善意文明执行为借口消极执行、拖延执行”，或者“以降低对被执行人影响为借口，无原则促成双方当事人和解，损害债权人合法权益”。
善意文明执行不是和稀泥，在“执行难”成为司法实践中的难题时本就不应该是，将来也绝不可能是，这是必须要反复重申和强调的。
事实上，执行新规意在纠偏的公共意图，在此前就曾多次向公众予以阐释。2019年3月，针对舆论关注的“失信被执行人的孩子不能上学”等问题，最高法相关负责人曾明确强调司法执行的谦抑和审慎，提出“对失信被执行人采取信用惩戒措施要把握好政策界限”。对应此番新规的“子女高消费上学”部分，可以看到“虽然是私立学校，但如果其收费未超出正常标准，也不属于限制范围”等看似过于细致的表述，也是在尽可能直接地回应具体执行中的一些过激行为。
对司法执行进行规范的核心依然是对人的规范，个案具体负责的执行法官，在理解和掌握执行规定时的尺度需要明确和统一。应当看到，查封扣押冻结等必要的执法、执行手段，在此前不少个案操作中要么怠于作为，要么存在不少滥用职权、扩大执行的情况，这都不符合法定的执行规范，也对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不必要的侵害。
此番新规明确提出，要严格区分企业财产与股东个人财产，这样的原则性重申符合现行法律“股东以其所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的规定。与此同时，新规也对因本人或近亲属重大疾病就医，近亲属丧葬等情况给出了暂时性解除限制出行、限制高消费的特殊许可，对执行中的善意和人性有所关照。但也要警惕在具体个案操作中出现尺度过分放大、人为操纵痕迹的情况，令规范执行重蹈以往“执行难”中和稀泥覆辙的处境，这是对司法执行进行纠偏和规范必须要警惕的方面。
对拒不执行生效判决行为，现行法律并非仅有“纳入失信名单”一条应对，轻则罚款，重有追究刑事责任，而其责任主体除了单位，也有“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具体的个案执行过程中，应当以有利于判决有效执行、有利于维护司法权威为目标，综合运用多元执行手段，既充分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也依法确保被执行人不被扩大化的执行威慑所伤。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与保障债权人权益、维护司法判断权威和执行力是同等重要的，还要充分保障被执行人的申诉救济权利。司法执行是司法公正的一部分，从始至终都有必要重申“不枉不纵”的精神和原则，规范化的执行不能是执行放水，也不能是执行过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