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天堂的一封信
□ 文/高尚平(湖南省沅江市)
母亲故去好几年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她的脾气。
我小的时候，母亲的脾气就不是很好。记得有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母亲煮了一大碗绿豆粥，凉到一定程度时分成两碗，用脸盆装了端到禾场的竹乘子上要我和我哥吃。那时候家里穷，一天只吃两餐是常有的事。我和哥看见那粥，舌头就不由自主地伸出来舔嘴唇，但看到母亲自己不吃，就都站着不动。母亲见了，就说：“还要我喂给你们吃吗！”催了一遍又一遍之后，见我们还是不动，就突然发起火来，将那脸盆猛地一掀，一边骂道：“这样的粥还吃不得，要吃人参？要吃燕窝？”那两个半碗粥就泼到了竹乘子上，溅到了我们打着赤膊的肚子上。我们只好用手指在各自的肚子上、竹乘子上刮着粥来吃。
哥哥说，母亲年轻守寡，很不容易，脾气自然大些，我们长大了，她就会不一样了，但母亲并没有这样。我十七八岁的时候，可以说是个十足的男子汉了，家庭条件也比先前好多了。母亲那时候已年过五十，脾气却并没转好。
有一次，队上分了600斤红薯堆在对门土里，我傍晚收工回家，拿起箩筐扁担准备去挑，母亲见了就将手中的锄头往地上一丢，冲到我面前说：“出了一天工，还去挑，冲兴啊！”说罢摸起撮箕扁担往对门土里走去了，吓得我站在阶基上半天没转过神来，箩筐扁担不知怎么也滚到禾场上去了。其实，600斤红薯我可以三担挑回来，但是我每担只要挑上150斤她就会骂：“一担挑这么多！榨（压）坏了要老子来服侍你是吗！”如是云云，啰啰嗦嗦，要吵骂一老阵。我每次听她一吵骂心里就烦躁得死，我那时已是10分底分的正劳力了，挑得好多起挑不好多起我自己还不晓得么。算了，让她去挑吧，省得受她的气。
她人很矮，个子不过一米五，只能用耳子撮箕挑。从对门土里到我家要过一个小山，要上一个坡再下一个坡。上坡时还好，下坡时，她挑着红薯的撮箕屁股就在地上刮，走一步就刮一下。她只好侧转身来，一头朝下一头向上地慢慢一步一步向下移。好不容易快要走完这个下坡了，可一转肩，上面那一头的撮箕就碰在地上，里面的红薯就往下滚。那头一轻，这头就失去重心往下坠，扁担就一个跟斗摔了下来，人也一个趔趄滚到山沟里了。
我远远地看到她这样，就忘记了她骂我的烦恼，又摸起箩筐扁担跑去挑红薯。不料走到半路，只见她连滚带爬跑了过来，一边骂骂咧咧一边抢了我的一只箩筐猛地一甩，那只箩筐就掉到旁边的水塘里去了。
那天晚上，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把那600斤红薯挑回来的。只知道，我睡了一觉醒来她还在挑。我估计，那时候已是凌晨一点多了。
后来，我听说，女人过了更年期，性格就慢慢平和了。但母亲到了晚年脾气还是没有平和下来，有时甚至加剧了。就在她八十五岁那年的一天，弟弟打电话对我说：“你快回来一趟吧，我拿这娘老子真是不得了了！”
我到城里来后，母亲就伴我弟弟住在乡下。我虽然没有和她生活在一起，但每次她发脾气，弟弟都要我去调解。每次看到手机来电显示是弟弟的号码时，我心里就发慌。
这次她是为搬房子的事发脾气。弟弟家的房子因前几年“平垸行洪”拆了，租住在旁边冷库的旧房里。弟弟住前栋二楼，母亲住后栋一楼。前几天弟弟对门邻居的房子空了出来，为照顾好母亲，就要她老人家搬到这套房子里来。母亲开始还乐意，立即动手收拾东西。可是刚搬了一半，听说每月要100多块钱的房租，并且是我答应由我一个人出钱时，她就将手里的东西一丢，说：“不搬了！不搬了！”弟弟搬件什么东西到门口，她就将这东西往屋里反搬。弟弟还要搬什么，她就一屁股坐在门口的地上大哭大闹。不过这次没骂我们而是骂阎王，骂阎王死无天良，说“东边屋里的死得，西边屋里的死得，老子怎么就死不得，到这时候了还在害崽女。”我只好从70多里外的益阳赶回去，陪她坐在地上给她做工作。好声好气和她讲了半天，她就平静下来了。特别是听我说，花了这钱其实也是免我操心，说她不搬反而会害了我们时，就立即站起来，拍拍身上的灰尘，挥着手说：“搬吧！搬吧！”
谁知将要搬完时又出了个“岔胡子”——邻居见母亲用的那张书桌约有50年了，并且只有三只脚，就好心送了一张原来公家用的办公桌给我们。弟弟一时没多想，就将那烂书桌劈了。母亲眼睛非常不好，平素看人都看不清，但这书桌还没搬进屋她就看见了，堵在门口看了又看摸了又摸，说：“怎么把别人家的东西搬来了呢！”弟弟一解释，她就大吵大嚷，说随便接受别人的东西，这是一种“不要脸的搞法”。弟弟说，这原本就是公家的书桌，母亲一听更加来火，说是一个鸡蛋吃不饱，一个名声背到老，就硬要她原来的那张烂书桌。她说如果不把那张书桌搬来，就要我们把东西搬回去。逼得我没办法了，只好跑下去和邻居耳语了一阵，然后跑上来对她说，给了5块钱了，她这才不闹了。
一路回益阳，我心里又打鼓一样。母亲最恨的就是讲假话骗人，而我这次却是以欺骗的手段完成调解的，要是她知道真相了，肯定又会向我发脾气。可当时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正不知以后怎样应对，恰有广州一单位聘我去做事，就去了。我想，母亲就是知道真相了，我远在广东，也可以躲避她的脾气了。果然，没过几天，弟弟就电告我，母亲已知道真相了，且果真因我在千里之外而没发脾气。只是，第二年的冬天，她就躺在床上起不来了。这时候，我却很想她向我发脾气了。我立即从广州赶回去，可是她已不能言语。我期望她回光返照时向我发一次脾气，可就是那一刻，她也只吃了几口粥，一句话也没有说。
母亲故去以后，我便常常想起她的脾气，有时在睡梦中也回味她的脾气。每年清明挂山过年送亮，我都会在她坟前说：“妈，你就向我发发脾气吧！”可是我永远也见不到她发脾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