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利安与晚期罗马帝国》，马勇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10月版，89.00元。
□王绍贝
《尤利安与晚期罗马帝国》也许是中文历史学界第一部系统、深入研究罗马帝国晚期皇帝尤利安的专著，作者带着浓厚的问题意识，力图解答对罗马帝国晚期影响深远，但其形象却充满争议的皇帝尤利安的一生，剖析了尤利安力图复兴古典希腊罗马文明却功败垂成的悲剧性结局深层次原因。这是一部将政治史、思想史紧密融为一体的研究专著，作者深入文献研究并独辟蹊径，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尤利安及其时代:从西方世界历史上的地缘政治和军事枢纽的角度，分析尤利安的帝国战略和军事战争；从罗马帝国晚期基督教崛起的背景，分析尤利安理想主义的异教复兴运动，乃是一场希腊罗马文明对基督教文明的最后一战；从新柏拉图主义学派在尤利安时代的发展内涵，分析异教复兴的哲学内涵，以及“哲人王”理念对于尤利安意图实现“君王-共和制”的理想及其失败原因。
相对于普通人来说，尤利安的童年远远谈不上幸福二字，甚至他幼小的心灵中可能有一度会萌生“莫生于帝王之家”的痛苦感慨。尤利安的父亲是君士坦丁大帝的同父异母兄弟，君士坦丁去世之后留下了一个“四帝共治”的局面，在残酷的内战和宫廷斗争之后，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取得了胜利，在一场宫廷政变中，尤利安的父亲和长兄都被愤怒的士兵杀死，此时尤利安年仅6岁，随后被流放软禁到尼科米底亚。
尽管在小小年纪就遭遇了巨大的家庭不幸，所幸的是尤利安从小就接受了较好的古典教育，到尼科米底亚之后，他尤其得到了一位对古典希腊文化有很深修养和理解的老师的指导，马尔多尼乌斯带领尤利安系统阅读古希腊经典诗文，钻研古典希腊文化的美和崇高，尤利安天性沉静，尽管没有同龄人陪伴，却能沉浸于古典的言辞世界。他自己曾说，他很小就喜欢凝望星空、静默沉思，对宇宙之神性有一种体验。尽管337年遭遇的家庭不幸事变和罗马皇帝的监视带来的恐惧给尤利安很大冲击，但古典希腊罗马哲学拯救了他，凭借哲学，他能以超然的眼光看待个人和家族的不幸，能凭借追求灵魂的完整克服不幸造成的痛苦。
历史上尤利安作为皇帝在位仅有短短两年时间，但其对后世却有深远的影响，他的历史形象经历了一系列嬗变，从基督教眼中的“叛教者”，到吉本笔下反基督教的悲剧英雄，马勇则是从罗马帝国晚期的大历史背景，分析得出尤利安所处的那个历史时刻是罗马帝国的危机时刻，这一危机表现为政体和文明的双重危机。3世纪罗马帝国的大混乱本质上是罗马帝国君主制的政体危机。马勇甚至大胆对比了与罗马帝国几乎同时期的秦汉帝国，发现罗马人的天下式帝国一经确立，天下大一统文明的想象也随之出现，帝制时代希腊智识人开始有意识地运用古希腊文明的王政传统，为帝制罗马打造统一文明。
这批希腊智识人即所谓的“第二代智术师”，他们笔下完美君王秉承古希腊的哲人王理念，通过重塑荷马笔下的王者和亚历山大大帝的形象，将皇帝塑造为天下之楷模。鉴于罗马帝国崛起于共和制和传统上对君主制的厌恶，屋大维在建立帝制时，没有建立完全意义上的君主制，屋大维建立的元首制是君主制和共和制妥协的产物，这位皇帝和元老院的权力冲突埋下了伏笔。影响罗马皇权稳定的另一个最大因素是:皇帝继承问题始终无法形成稳定制度。屋大维死后，家族血统继承帝位的制度导致了1世纪暴君迭出，罗马帝国开始“选任制”的皇帝继承制度，五贤帝开创了优秀榜样，选任制一朝古希腊哲人王理想，将其塑造为一种“君王-共和制”。这种皇帝选任制类似于我国古代的禅让制，认为天下并非一家一姓之天下，而是天下人共有的天下，要选出最卓越者来治理。但这种理论上的最佳政制很大程度上要仰赖偶然的机运，五贤帝的前四位——涅尔瓦、图拉真、哈德良安东尼皆无男性子嗣，但第五位马可·奥勒留则留下不少男性子嗣，奥勒留死后其子康茂德是个暴君，由此引发了3世纪的大混乱时代。事实证明，罗马帝国没能确立东方式父承子继的君主制。戴克里先皇帝针对帝位继承问题和3世纪混乱造成罗马帝国实力衰弱的问题，设计出四帝共治制度，是2世纪选任制和共治制的混合。他希望通过设置副帝来解决继承合法性的问题，同时由于此时罗马帝国面对北部蛮族入侵和东部伊朗帝国的边境威胁，帝国分为东西两个边境，分别设立一正一副皇帝，以便镇定边疆，这乃是罗马帝国实力下降、虚弱的表现。马勇对比了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面对的不同地缘政治环境，指出罗马帝国从出现起，就不得不应对北部边境上蛮族入侵和东部伊朗帝国的双重威胁，与秦汉帝国相比(只有来自北面的匈奴等游牧民族入侵)，罗马帝国的地缘处境要恶劣得多，它不得不防卫两条漫长的边界。
希腊智识人的努力被3世纪的大混乱中断，戴克里先皇帝结束大混乱后，帝国整体的文化氛围已经发生了质变。对不朽和救赎的渴望，仿佛突然迸发似的，开始遍及帝国内部各阶层，基督教因此崛起，获得底层民众接受。尤利安解决继承问题的方案则是，发动异教复兴运动，以新柏拉图主义为指导，建立以“哲人王”为理想的“君王-共和制”。这个政制的设计方案与复兴异教古希腊罗马文明的运动是一体的，也能同时解决罗马帝国晚期的政体和文明面临的危机。马勇认为，基督教的教义原则与希腊文明有根本冲突，而尤利安时代的基督教尚未取得全国领导性的思想地位，因此尤利安的异教复兴运动是必然会发生的，也绝非仅仅出于他个人对异教的狂热，更高层面上是出于复兴古希腊文明的使命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