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人的精神生活(960-1279)》,(美)何复平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1月版,78.00元。
□方炳星
唐宋变革论是学术界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对于唐宋变革中精英阶层思想面貌的变化情况,以往的研究多从哲学史或宗教史的角度来阐述,形成了唐代以佛教著称、宋代以儒学为主的标签化印象。这样的结论显然不能很好地解释唐宋变革之际何以出现思想的转型——在唐代一枝独秀的佛教到了宋代忽地完全成了边缘角色。为了回应这个问题,美国汉学研究者何复平(Mark Halperin)突破过去的研究框架,围绕作为佛教重要物质性元素的寺院,运用历史学方法,配合细致的文本分析,重新审视宋代士大夫的佛教观并取得了丰硕成果,汇集成《宋代文人的精神生活(960-1279)》一书。
为了探索宋代文人的佛教观,何复平将视线聚焦在他们为寺院撰写的碑记上。相较于唐代,两宋佛教对经典的重视程度有所下降,注释与解读作品减少,而寺院的影响力显著提升。因此,从写给寺院的碑记入手去考察文章作者们的精神世界,是一个可行的方案。对寺院碑记的研究并不鲜见,学者们常常通过碑记的内容来研究寺院的历史、僧人的行迹或文章作者的交游情况。不过,集合一个时代几乎所有俗家作者所写的碑记,用以分析和还原士大夫阶层对寺院这一佛教中心符号的看法,则是很新颖的。
在引言和第一章中,何复平向读者展示了唐宋两朝文人创作碑记时的态度差异。唐代碑记作品基本都饱含作者的虔诚或歉意,而宋代的作者则未必对佛教报以恭敬态度。事实上,正如何复平在论述张商英的例子时所说的,宋时寺院向文人求取碑铭的举动,相当于为后者“提供了一个论坛”。不少碑文的作者借机对当时佛教界的种种现象予以批评,这与寺院方面所希望的虔敬与赞颂相去甚远。不仅如此,许多碑记关注的重点甚至不是寺院或佛教,而是时事政治、地方局势、儒学复兴等等。何复平更是以黄庭坚被贬的案例说明,一篇批评时政的碑文是如何被利用为政治斗争工具的。碑记的写作虽然缘起于寺院,却已经走出了寺院这个固定的空间范围,以探讨寺院之外的内容为主。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关唐宋转型的诸多研究成果提供了丰富的解释:人口的大幅增长和流动程度提高、农业生产力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科举制度的成熟等等。这些因素促使宋代文人的社会地位提升,对国家、社会和文化的责任意识增强。而回归到宗教层面,何复平最重视的是禅宗的勃兴——禅宗“不立文字”的反传统立场、“教外别传”的佛教史观、“以心传心”的语录公案,都对文人群体极具吸引力,并且赋予他们以自己的方式理解和评判佛教的权力。例如苏辙在《书传灯录后》中坦陈读了《景德传灯录》中的公案才有所省悟,而偏好天台宗的柳宗元则在《龙安海禅师碑》中对禅宗多有批评。可见禅宗之于宋代精英阶层不仅是一股潮流,而且是一个富有争议的话题。同样的,文人在碑记中围绕禅宗发表的议论,有相当一部分并不以寺院这个物质性的对象为重点。
这些起因于寺院、留存于寺院却又不拘于寺院主题的碑记文献,反映出宋代文人对佛教的复杂态度。宋代精英阶层的佛教观是多样的,最为显著的两种是坚定地崇佛和激烈地排佛。按理说,公开表明反佛立场的人不太可能以虔诚的态度和方式对待佛教。但事实却是,不少反对佛教的文人如李觏、欧阳修、陈亮等,都曾为寺院撰写碑记。不论这些碑记的内容如何,至少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对于宋代的文人而言,佛教是一个难以回避的存在。
于是,一连串令人疑惑的问题随之而来:为什么持排佛立场的文人也会为寺院撰写碑记?这种看起来前后矛盾的态度为何出现?宋代文人的佛教观究竟是怎样的?何复平在对碑记作品进行分类和研究之后,将这些问题的答案归结为宋代士大夫面对佛教时的微妙心态,即“俗世的虔诚”(worldly devotion)。
受禅宗的影响,除了对义理的评判,不少文人开始在碑记中讨论寺院这种外在的物质是否有价值。李昭玘认为寺院对修行开悟无用；沈括的观点为建设寺院是为传道提供场所,因此寺院对开悟有积极意义；邓肃则指出,寺院可以让人心生敬畏,有助于人的修养和社会秩序的安定。可以看出,即使亲近佛教的文人,也会对佛教中的某些方面区别对待,或者由宗教延伸到对世俗秩序的维护。
对于那些并不信奉佛教的文人,皇权与佛教的频繁互动使得他们愿意接纳佛教。一方面,对寺院超度战死者、为皇室举行仪式、供奉御笔和御像等行为表示支持,可以体现文人对皇权的拥护；另一方面,皇权与佛教的这些互动也有利于政治局势的巩固和社会道德的建设,甚至还可以鼓舞军人的士气。出于这些现实的考虑,以儒者自居的士大夫们在碑记中对佛教和寺院的贡献表示赞赏。
诚然,在儒学复兴的大背景下,不乏以坚定的辟佛者自居的文人。但是,从精神作风、伦理道德、个人情感等角度出发,这些反佛士人亦对佛教给予有限的肯定。程颐的弟子周行己就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在《闲心普安禅寺修造记》中,周行己盛赞了照看周家家族墓地并为逝者祈福的僧人显琛,以此彰显自己的孝心。同时,周行己不忘强调显琛没有受过正统儒家教育——恰恰是这样一个“未学”之人,证实了孔子所说的“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不难看出,对佛教持不同立场的文人愿意为寺院撰写碑记,或出于世俗的目的,或顾虑世俗的评价,或掺杂世俗的考量,并没有把宗教信仰和彼岸追求放在首要位置。所以,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虔诚”是世俗化的,“并不排除实用的观点,即佛教应服务于帝国的统治”。何复平敏锐地指出,“俗世的虔诚”其实解构了佛教,“在拥护宗教信仰的某一方面的同时,又对另一方面进行严厉的批判”。
宋代文人对佛教的复杂态度,催生出不同于以往的宗教理解。何复平通过对碑记作品的分析解读,向读者展现了两个颇具颠覆性的实例——刘攽与杨时。刘攽在《太原府资圣禅院记》中,将宋太宗描述成同时通达中国传统经典知识和佛教义理知识的贤能君主,这意味着吸纳了佛教思想资源的宋朝,是有可能超越西周的神圣朝代。如此一来,儒家传统中自周代之后一路衰落下去的历史叙事就被刘攽改变了。与刘攽的政治视角不同,二程的弟子杨时关注的是儒者修身的问题。在《资圣院记》一文中,回乡退隐的杨时认为,只有将家族墓地托付给以卓越才能振兴寺院的住持,免除后顾之忧,才能实现自己追求圣人之道的理想。也就是说,以往在家信徒做出家人之“外护”的关系模式完全被颠倒了,僧人反而成了追求自我修养的文人的“外护”。
然而,对佛教的理解出现显著的变化,并不意味着宋代精英阶层的佛教观与前朝是完全割裂的。在探讨寺院价值的时候,李昭玘、沈括与邓肃不约而同地运用了中观思想,这说明宋代文人对佛教理论的研学并未中断。而张商英、史浩等人的碑记显示出,宋代依然有不少虔信佛教的居士文人。另外,黄震、杨时等人的例子也说明,即使是辟佛者,也并非完全否定佛教。甚至从寺院建筑存续的角度来看,尽管经历了会昌法难和五代十国的分裂动荡,宋代人“却感觉不到佛教有中断”。所以,以唐宋变革的观点来看待宋代佛教有失笼统,唐宋两朝文人的佛教观是存在传承关系的,那些令人瞩目的变化是渐进的、多重因素导致的,而不是突然出现的转向。
何复平用碑记文献证明,认为宋代佛教处于精英社会的边缘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佛教已然广泛渗入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并藉由文人们的“俗世的虔诚”,在唐宋变革的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文人们为寺院撰写的碑记文章一般都会被刻在石碑上、放置在寺院的范围内,而何复平向读者展示了宋代文人不同于前朝的碑记写作风格——或歌功颂德,或针砭时弊,或直抒胸臆。正如本书的原名“寺院之外”(Out of the Cloister),碑记的内容常从寺院建筑出发,引申至个人的思考,反映出作者对于寺院以外的事物的关注。这些出自不同作者之手的碑记文风各异、侧重点有别,无疑给研究工作带来极大的挑战。虽然在对碑文释读的细节上以及对部分宗教概念的追溯上还有一些待完善之处,依然可以说,何复平很好地完成了这项研究,将《宋代文人的精神生活(960-1279)》这本书呈现在读者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