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爱吾师》，俞宁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2月版，45.00元。
□ 贾郁醇
语言学家俞敏先生，1940年毕业于辅仁大学，1947年后先后在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任教，1953年起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俞宁是俞敏先生之子，因父亲的关系，少年时得亲炙多位著名学者。他壮年后赴美，在美国大学里讲授的是西方文学，直到近年，才开始恢复用中文写作。我第一次读到他写的回忆文字，是在《南方周末》上，当时就对其鲜活的记述和生动的文笔赞叹不置。今年，他的此类文章结集为《吾爱吾师》一书出版，其中写到的亲炙师长包括启功、周珏良、李长之、包天池等，此外，得诸传言的有陆志韦、柴德赓等，后者虽然也写得有声有色，但与前者不可同日而语。
《吾爱吾师》最难得之处，在于写出了知识分子在日常生活中的风度，而这一面其实是很难捕捉的：如果是心思粗的人，就可能把握不了那些俗世中偶尔闪过的微妙亮光；而与知识分子的环境隔绝的普通人，往往又受了《围城》之类讽刺小说的影响，容易把知识分子的日常表现看得太低。俞宁在生活上和学问上都有颇高的悟性，抓得住那些电光石火的瞬间，写出了不少不亚于《世说新语》的士人侧影。
俞宁接触最密切、写得也最多的是启功老人。老人的温润和机敏，在俞宁的笔下表现得很充分。不过，我觉得，作者写得最动人的，还是知识分子之间的互动。如写启功老人与史学家唐长孺的一段：
唐长孺先生到小乘巷来大概是1973年的事，因为连日阴雨使得启大爷的东山墙变形，行将圮坏。当时启大爷被借调到中华书局标点《清史稿》，而唐长孺先生好像是在标点《二十四史》的工作中担负某些协调责任，也许算得上是一级领导。启大爷为屋坏写了一首自嘲的诗：“东墙受雨朝西鼓，我床正在墙之肚。坦腹多年学右军，而今将作王夷甫（编者注：王衍，字夷甫，西晋重臣，后石勒命人推倒坏墙将其活埋）。”（凭记忆，难免有错，但大意如此。）拿给中华书局的同事们传阅，作为笑谈之资。没想到唐先生知道了，先是写了封信慰问——我依稀记得信里还有一首诗——后来还特地登门探望。唐先生来时，我们已经把床挪到了西墙根，尽量远离危险之地。我把椅子放在紧靠床的地方，也是尽量避开危险的意思。而唐先生却把椅子挪到东墙附近，然后正襟危坐，轻言细语，大有晋人挥麈清谈的风度。我先倒茶，然后垂手而立，一边听着两位长者说话，一边心里打鼓：万一客人真成了王衍，我可怎么交代呢！
这完全是当代的魏晋风度。恰好文中也涉及王羲之、王衍等，让唐长孺、启功更像魏晋人物一般。说唐先生“故意坐在危墙之下，以表达与朋友共患难的意愿”，固然不错，但多少也有“天机泄露”之感，因为这层意思最好还是让思想感情并不鲁钝的人自己去体味为好。
尽管这本书的长处在刻画知识分子的态度、风骨，但说起来挺奇怪，我认为《吾爱吾师》里最好的一篇文章倒是写劳动者的。《两位师傅》写的是俞宁1973年到北京西城房管局长安街房管所当瓦匠学徒时的两位工人师傅，他们的劳动风采和生活态度，都让人击节叹赏，俞宁的笔致也极妙。比如写曹师傅的一段：
一次一位师兄提起一个高明的师傅，给顶棚抹白灰时总喜欢穿黑色上衣，为的是工作完成以后向同行显示自己身上一个白点也没有。那时的室内装修，比现在简单一万倍，能做到“四白落地”就算得上高级。至于顶棚，是先钉上一层苇帘，再用掺了麻刀的白灰膏薄薄地抹在上面，就是一个白白净净的天花板。抹灰膏时，匠人仰面朝天工作，白灰滴落到身上是牛顿力学万有引力定律规定的，黑衣服上面一个白点都没有是吹牛。至少我当时是这么认为的。所以我随口就说：“吹大发了啊！《今古奇观》里面可都没有这种事儿呀！”曹师傅听了鼻子里轻轻地哼了一声。
不几天，我们施工的房子就到了内装修、抹顶棚的阶段。曹师傅说：“俞子，今儿你给我勺儿。”抹顶棚是难得的技术活儿。我本来是想干的。可是出于对曹师傅的尊重，只好放弃。“勺儿”，就是用一个长木柄大铁勺把掺了麻刀的白灰膏起来，放在师傅的托灰板上，用抹子轻轻挑起，然后把灰抹到顶棚上。“六成儿半，不到七成儿。”曹师傅言简意赅。我起多半勺灰，放在板上。曹师傅掂一掂行话称为“翻天印”的托灰板，抹子一挑，右臂一展，手腕一抖，白灰顺溜地抹到棚上。他又是一掂、一挑、一展、一抖、一抹，犹如舞蹈一般，煞是好看。这时我忽然觉得眼前一暗——啊？刚才没留神呐！？原来今天曹师傅竟穿了一件黑色对襟小褂儿。我不敢怠慢，每勺儿都是精准的六成半。很快一间屋的顶棚就抹完了，曹师傅跳下满堂红的脚手架，拍拍手，展开双臂问我：“你瞧仔细咯，有‘今古奇观’吗？”我前后巡视两遭，不得不说：“还真是没白点儿。”师兄弟们抢着挤对我，而曹师傅拍了我后脑勺一巴掌，说：“算你实诚。学着点儿吧！”
这简直与杜甫写公孙大娘舞剑、张岱写柳敬亭说书同样精妙，是当代写人物的散文中极难得的佳构。其好处就在于既细腻而又不多加渲染评说，让“身怀绝技”的人物鲜活呈现，如在目前。
如果说《吾爱吾师》一书还有什么让人遗憾之处的话，那恐怕就是作者有时候没能“绷得住”，未免解释得太多、评价得太多、发挥得太多了。从文史学问的水准着眼，作者稍稍藏拙，可能更好。从散文的写作艺术来说，作者似乎还不很明白“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的道理。当然，这显然属于对好书额外的苛责。事实上，当今之世，还有人写得出这样的文章，我们理应感到快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