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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懋庸的《完人》一文并不是骂鲁迅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21年01月24日        版次:GA10    作者:葛涛

徐懋庸(1911年1月15日-1977年2月7日),作家、杂文家,原名徐茂荣,浙江上虞人。早年参加大革命运动。后到上海,与鲁迅相识。1933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8年赴延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任中共武汉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中南文化部副部长、教育部副部长等职。著有《徐懋庸杂文集》《徐懋庸回忆录》等。

徐懋庸主编《新语林》期间,曾多次发表鲁迅的文章。

  □ 葛涛

徐懋庸(1911—1977)与鲁迅的交往是鲁迅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为了纪念徐懋庸诞辰110周年,笔者应邀编辑《鲁迅致徐懋庸书信手稿》一书,并因此偶然从网络中看到苏州学者黄恽先生撰写的文章《鲁迅与徐懋庸交恶的远因》(南方都市报,2014年9月11日),该文认为徐懋庸在1934年6月20日出版的《人间世》第六期发表的《完人》一文中就认为鲁迅“该骂”,并认为这也是两人交恶的“远因”:

即使在鲁迅与徐懋庸的“蜜月期”中,徐懋庸也认为鲁迅“该骂”,他们之间的恩怨,并不始于1936年6月周扬推出的《关于国防文学》进而引发的两个口号之争。

早在1934年6月20日的《人间世》第六期上,徐懋庸写了一篇《完人》,其中有一段这样说:

某人是“思想界的权威”,小说也做得成功,可惜牙齿太黄了,年纪太老了,气量也太小了:该骂。某人对于新文化运动曾有重大的贡献,散文也做得可以佩服,可惜如今退隐了,不再领导青年了,做起打油诗来了,“晚节不全了”:该骂。某人是革命的,然而有一个情人。某人是爱国的,然而也爱读书。你是同路人么,但为什么不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者!你崇拜萧伯纳么,但为什么不吃素……

前两个徐懋庸认为“该骂”的对象,一看就知道是周氏兄弟。老头子的一口黄牙是向来著名的,气量小是指他的喜欢骂人,至于说“小说做得成功”和“思想界的权威”,除了名闻中外的《阿Q正传》作者和左翼联盟盟主鲁迅之外,还有谁呢?毫无疑问,正是鲁迅的写照。

换句话说,在徐懋庸和鲁迅交往密切的1934年,徐懋庸就已经觉得鲁迅落伍,在其笔下口诛笔伐了,鲁迅已经呼之欲出,只是未点明罢了。

需要指出的是,《鲁迅与徐懋庸交恶的远因》一文引用的徐懋庸的《完人》一文中的上述内容时,没有注意这些引文的上下文,并错误地据此作出了徐懋庸早在1934年6月发表的《完人》一文就认为鲁迅“该骂”的观点。在此,需要从上述引文的上下文来分析徐懋庸是否在《完人》中认为鲁迅“该骂”。

上述引文的前后文如下:

完人,据旧说,是只在三代以上有的,以下就没有了。然而,现在的人们,却一味期望他人是完人。

自己也有缺陷,则赞成“缺陷之美”说,Beauty spot呀,“德有所长而性有所忘”呀,厨川白村云,庄子曰,有着种种理论的根据,还是求其“浑然如玉”,十全十美。

(上述两节引文,略)

如是等等求全责备的批评,是今日所常见的。

对于正面的敌人,那批评的态度,往往非常笼统。倒是对于朋友,对于思想的立场相同的人们,连积习上的一点小异,也不能容忍,吹毛求疵,无所不至。抽香烟是不好的,喝老酒是不行的,看梅兰芳是不该的,而且根据这一点小疵,就可以否定一个人全部的价值。(载《徐懋庸文集》第二卷,第4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

由此可以看出,《鲁迅与徐懋庸交恶的远因》一文引用的徐懋庸的《完人》一文中的上述内容时,忽略了紧随其后的一段文字:“如是等等求全责备的批评,是今日所常见的。”由此也造成了错误的解读。很显然,上述引文的内容是徐懋庸在罗列社会上常见的“求全责备的批评”,并不是徐懋庸本人的观点,更不是徐懋庸认为鲁迅“该骂”。另外,徐懋庸撰写的《完人》是一篇杂文,主要是批评当时社会上以“完人”的标准来评价一个人物的病态现象。

需要指出的是,鲁迅看到了徐懋庸在《人间世》发表的几篇文章,他在1934年6月21日致徐懋庸的信中说:

不过,我看先生的文章(如最近在《人间世》上的),大抵是在作防御战。这事受损很不小。我以为应该对于那些批评,完全放开,而自己看书,自己作论,不必和那些批评针锋相对。否则,终日为此事烦劳,能使自己没有进步。批评者的眼界是小的,所以他不能在大处落墨,如果受其影响,那就是自己的眼界也给他们收小了。假使攻击者多,而一一应付,那真能因此白活一世,于自己,于社会,都无益处。

但这也须自己有正当的主见,如语堂先生,我看他的作品,实在好像因反感而在沉沦下去。(《鲁迅全集》第12卷,第46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

只是,据上述鲁迅书信的内容还不能确定鲁迅看到了徐懋庸在《人间世》发表的《完人》一文。

另外,徐懋庸的《完人》一文在《人间世》第六期刊登时,被删掉了一部分内容,而被删掉的这部分内容主要是徐懋庸从鲁迅的《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者》一文中引用的文字以及由此生发的议论。因此,徐懋庸就把未删节的《完人》一文在自己主编的《新语林》第二期(1934年7月20日)中重新发表,由此也可以看出徐懋庸对鲁迅文章的重视。而鲁迅也大力支持徐懋庸的编辑工作,徐懋庸共主编了四期的《新语林》,查阅该刊目录,可以看出四期都发表了鲁迅的文章:第一期发表了鲁迅的杂文《隔膜》(署名:杜德机。1934年7月5日出版);第二期发表了鲁迅的杂文《难行和不信》(署名:公汗。1934年7月20日出版);第三期发表了鲁迅的杂文《买〈小学大全〉记》(署名:杜德机)和译文《致本刊读者辞》、《莉莉·柯贝女士赠本刊诗》(署名:张禄如。这是鲁迅应徐懋庸之请翻译的奥地利女作家莉莉·柯贝赠给《新语林》杂志的致辞和诗歌。1934年8月5日出版。);第四期发表了鲁迅的杂文《从孩子的照相说起》(署名:孺牛。1934年8月20日出版)。徐懋庸在得到鲁迅大力支持的情况下,他会在《完人》一文中认为鲁迅“该骂”吗?如果徐懋庸真的在《完人》一文中认为鲁迅“该骂”,那么鲁迅能看不出来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据《徐懋庸年表》记载,1934年,“经过《新语林》的一段工作,徐懋庸同鲁迅先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来往密切。自一九三四年下半年起,直到一九三六年春‘左联’解散,徐懋庸一直代表‘左联’常委会同鲁迅先生联系。”(《徐懋庸研究资料》,王韦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3页。)1935年,鲁迅还应徐懋庸之请为其杂文集《打杂集》撰写了序言,对徐懋庸的杂文作出了较高的评价。

不过,徐懋庸和鲁迅的关系后来也发生了变化,鲁迅在收到徐懋庸在1936年8月1日写的书信之后,极为愤怒,公开发表了《答徐懋庸并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对徐懋庸及周扬等人的行为进行揭露和批判,这也是后话了。

◎葛涛,学者,任职于北京鲁迅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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