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与中国古典政治哲学》，刘小枫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10月版，58.00元。
□ 王绍贝
2016年6月，重庆大学举办了“《水浒传》与古典政治哲学”的研讨会，刘小枫等教授参加并发表了十多篇论文，刘小枫选取了其中7篇结集出版为此书。7篇论文从文本解读出发，各自阐发了《水浒传》中蕴含的政治、历史、哲学观点，可谓胜义纷披。但真正能当得上“政治哲学”这个高度的也许只有刘小枫和邹羽的二篇论文，他们都力图通过解读《水浒传》文本，展开西方古典学、古典政治学与中国古典文学、政治学之间的沟通、对话，其观点也值得细细品味。
刘小枫《成为《〈水浒传〉的“高明”读者可能吗？》一文也许是研讨会的“楔子”、“绪言”，旨在引发大家对此课题的深入思考。全文模仿了柏拉图的对话体，藉由刘小枫自己与捷克汉学家高一乐的对话，抛砖引玉似的提出成为《水浒》“高明”读者的可能性，以及解读《水浒》“微言大义”的可能性。
刘小枫先引用了沙弥怀林的一句话来说明“高明读者”于古有征：“《水浒传》玩世之词十七，持世之语十三。然玩世处亦俱持世心肠也，但以戏言出之耳。高明者自能得之语言文字之外。”高一乐也引用浦安迪的话做回应：《水浒传》这部“小说是针对一批想来能透过通俗素材的表面描写深入领会内在问题的老练读者写的。”接下来长篇的论述都是由高一乐道出的。高一乐认为西方文史上很早就有长篇叙事作品，作者无不是高明的文人学士，你们不会把他们的作品视为流俗写作，而是视为寓意写作。而金圣叹也许是第一个“善读”《水浒传》之人，他认为施耐庵对“宋江深恶痛绝，使人见之，真有犬彘不食之恨。”
高一乐认为《水浒传》的“微言大义”正是在其文本中透露的“反讽性”。所谓“逼上梁山”的缘由其实相当复杂，大多并非因为“官吏污滥，威逼得紧。”王伦因为“心胸狭隘，妒贤嫉能”被林冲火并，晁盖因为“仗义疏财，智勇足备”做了寨主，宋江又在晁盖死后做了寨主，这里涉及“王者德性”问题，如果晁盖取代王伦的正当性在于“仗义疏财，智勇足备”的德性，那么，宋江得有更高的德性或者相当的德性才有资格当王。但从宋江怒杀阎婆惜这出戏来看，宋江不仅胆小怕事，而且作为底层胥吏却公然违反法度。面对阎婆惜，他不仅是个极为含糊的男人，且对日常困境毫无办法，既缺乏男子汉的勇气，也缺乏日常智慧。整出戏是谐剧，搞笑的地方实在太多。朱仝、雷横等捕快逮捕宋江的时候经常使用“反说”，“反说”是指说话人知道真相，为了不说出实情，编一套说法来搪塞视听，说法固然全是假话，却向不同的人传递了不同的信息，有的人会听得出假话的真实含义。高一乐说：“读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作者本人会不会也经常反说，甚至整部《水浒传》都是反说？”也许金圣叹看出宋江的“虚伪”，“仗义”也是假的，因此反对给《水浒传》书名添上“忠义”二字，把聚义之后受招安、征辽、征方腊等狗尾续貂的情节统统砍掉，不让宋江成为报国英雄。
邹羽的《“忠义〈水浒传〉：文学批评与政治哲学”》一文，基于施米特的政治学理论，把政治动作当成构成国家的必要条件，而国家一旦形成便会在政治实体内部制约此类动作的发生。邹羽认为通过政治哲学来解读《水浒传》的价值在于，文学文本向我们提供了对于政治阅读可能性的一种更加活泼深入的理解。
在《水浒传》中，事国之忠和待友之义这两套在中国传统国家语境中具有范畴性区别的政治动作和组织逻辑，是作为故事的再现方式与再现动作而呈现出对立冲突的，而“忠”在“义”前的做法，似乎也代表着儒家历史叙事中传统国家的根本利益。王国维《殷周制度论》提出，周制的一个特征是确立了“父死子继”，坚决废除“兄终弟及”的殷制。此后处“庙堂之高”的“忠”一直压抑着“江湖之远”的“义”，但由于国家本身的错误，导致了梁山豪杰抛弃“忠”选择“义”，走上与国家对立。以兄弟之“义”来取代事国之“忠”，或以朋友间特殊的准血亲政治认同，来取代中国儒家政治体制中特有的国家与人民之间另一种特殊的准血亲认同，即以社稷为宗庙的准父子认同。但水浒英雄中仍有念念不忘戴罪立功的，也正显示出两种准血亲认同之间的转换困难，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国家叙事与政治动作在作品内部的激烈博弈。
邹羽还引用卢卡奇《小说理论》来说明“招安”作为“以忠驭义”的意识形态缝合、转化作用。被国家过度惩罚，因而拥有奇特无罪身份的罪人，虽然由于国家的不义使之一度成为国家之敌，但他们隐藏甚深的国家认同，如果受到国家的赏识，却能变成超越一般意义的国家之友。江湖历练，只是在此类英雄人物的心胸之中重新唤醒他们在国家体制下逐渐淡忘的政治冲动。这也意味着唯有曾为国家之敌，才能真正成为国家之友，而欲为国家之友，历史主体必须首先成为国家之敌。小熊英二《“民主”与“爱国”》一书中曾分析二战前后具有“叛逆”思想的知识分子，说明其实这些反对军国主义、天皇制的“叛逆”思想者，反而是“爱国”的，而那些高喊爱国口号的军国主义分子，他们的“爱国”行为最终把日本送上战败的不归路。
受招安的梁山英雄最终却不可避免地都会成为尴尬的悲剧人物。被他们内在化的国家和真实的国家之间，总是存在着残酷的距离，他们越是努力弥合这个距离，后者也就越是无法完全弥合。个体英雄渐次消亡，并未构成仅仅导致怜悯和恐惧的悲剧性惩戒叙事，而是呈现为一场崇高喜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