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刚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
受访者介绍
曾刚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
“下一步，可能更多地针对实质性参与金融活动的金融科技行为进行监管，这些也应当纳入监管体系，进一步控制增量风险”，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如此表示。
展望2021年，特殊资产有哪些发展趋势？信用风险又呈现出哪些特征？如何防范金融科技所带来的增量风险？明年货币政策又将对金融业形成怎样的影响？曾刚接受南都记者专访时详细解答了上述问题。
多重因素叠加
特殊资产行业迎来利好
南都：请您简单介绍一下特殊资产行业目前的规模及现状。
曾刚：首先，银行业的不良资产仍是特殊资产中最主要的部分。但随着市场的发展，特殊资产的外延已经超出了银行不良资产的范畴。一方面，金融市场上各类金融机构的债权等资产都有产生不良资产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经营过程中出现经营困难、资金链断裂等情况的实体企业，也属于特殊资产的范畴。从特殊资产的提供者而言，过往集中在银行层面的不良资产概念，已经不能涵盖整体的机构类型。
此外，不良资产的处置对于时效性的要求非常高，时间与价值呈负相关性。如果能够在资产转为不良资产前介入，资产的价值将进一步被挖掘发挥。这要求我们在关注发生实质违约之后的不良资产之外，同时需要把违约之前就出现质量恶化的资产纳入框架范围之内。从资产状态角度而言，特殊资产不仅局限于发生实际违约的不良资产，也包括质量出现恶化趋势的资产。
在经济下行周期中，市场将存在大量的特殊资产。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目前供给侧结构改革进程不断推进，特殊资产供给也将逐渐增长，市场日趋活跃。从更加广义的“特殊资产”概念将代替过往狭义的“不良资产”概念，将有助于系统性研究整个特殊资产行业。
南都：展望2021年，特殊资产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曾刚：从需求端来看，近几年，市场对于特殊资产行业的关注度不断上升，不管是国内的资金还是国外的资金都做好了准备。今年，第一家外资资产管理公司（AMC）橡树资本获批成立，反映了特殊资产市场的巨大潜力和市场需求。尤其是，当前全球其他地方的资产收益率较低，而中国的资产收益率较高，特殊资产的价值挖掘空间亦存在。
在经济周期调整过程中，尤其是我国正处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阶段、内外部经济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积极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等因素叠加下，必然产生并要求去处置大量特殊资产。此外，我们预计，中国将保持中高经济增速至2035年，这意味着当下的大量特殊资产有可能在未来得到价值的提升。所以，特殊资产的价值存在大量提升空间。
从政策端来看，目前的政策环境有利于特殊资产行业的发展。我们看到，特殊资产行业具有化解存量风险的作用。比如中国银保监会披露，根据今年的实际情况，预计银行系统计划今年全年处置不良资产3.4万亿元左右，比去年增加1.1万亿元。明年预计处置规模可能更多。
银行的确在加速推动不良资产的处置力度。从监管方面来看，相关门槛也在逐渐放开。诸如单户对公不良贷款和批量个人不良贷款转让等试点推出，相关市场规则也在逐渐形成中，这也在推动机构加速处置不良资产。
特殊资产市场
急需探索相对统一的标准化市场
南都：有哪些风险需要给予特别关注？又有哪些投资机会呢？
曾刚：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特殊资产的供给增长趋势比较明显。
目前我国特殊资产市场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尽管市场有了长足的发展，也可以说比较繁荣。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特殊资产市场依然存在着许多堵点、痛点，有待在政策层面上进一步完善。
首先，监管制度方面，银行机构可以进一步扩展其特殊资产的交易对象，进一步丰富特殊资产的处置类型。特殊资产是非标资产，具有其特殊性；处置特殊资产的过程中，可能会用到大量的产品不同方法的组合，甚至一些投资银行的相关手段等，涉及多种金融机构的活动。这就要求监管制度应当进一步优化特殊资产的处置，同时强化相应的风险监管。我认为，在监管制度上可能还有进一步的发展空间。
第二个层面则是二级市场的发展层面。发达的二级市场会带动整个生态不断地改善。我们还是要去探索、逐步培育相对统一的标准化市场，建立一些相应的交易的规则与标准，打破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市场交易障碍，实现特殊资产信息披露更加透明、交易过程更加公正公开，形成市场规范性。譬如说也可以成立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等区域性的特殊资产交易市场。因此，在市场建设方面仍然存在一些空间。
第三个则是司法层面的问题。我们在司法层面探索满足特殊资产发展需要，更好地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维护市场信用体系的司法制度。
最后，缺乏与国内特殊资产相匹配的长期资金，成为特殊资产发展的一大瓶颈。而国外资本实际上存在大量长期资金并热衷于投资我国特殊资产行业，适当探索开放外资跨境交易或将更好促进行业发展。
南都：目前，金融机构配置特殊资产的比例还是比较低的，投资体量也不算大，主要的原因在哪里？
曾刚：特殊资产行业方兴未艾。在中国而言仍是相对封闭、专业的市场领域，同时特殊资产的风险较高，在这种情况下投资比较困难。
相对于投资收益，长期资金对投资回报的稳定性更为关注。尤其像保险这类机构投资者，虽然拥有丰富的长期资金，但由于其风险偏好较低，对风险的稳定性更加关注，介入特殊资产行业相对比较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建立标准化市场愈发重要，我们通过标准化市场提高风险透明度，匹配长期资金配置偏好，给予一定配置区间。
另一方面，监管层面上仍存在政策限制，比如投资特殊资产的基金产品仍然难备案、缺乏直接投资特殊资产的渠道等。在特殊资产行业自身不断完善的同时，相应的监管政策也应进行探索与适配。
特殊资产领域探索
粤港澳大湾区可先行
南都：粤港澳大湾区在特殊资产领域发展中有哪些优势，未来如何充分发挥这些优势？
曾刚：粤港澳大湾区的特殊资产市场比较活跃。该区域的特殊资本市场拥有良好的市场化环境，而且拥有一众特殊资产领域的头部企业，在特殊资产领域的探索也处于全国前列。比如近期广东省政府招标发行100亿元支持四家中小银行发展专项债券，通过间接入股等方式对四家银行注资、引入战略合作者，提升其长期价值，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特殊资产运作。从众多的实践案例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并形成良好的基础。该区域在市场创新、市场化特殊资产运作意识、跨境特殊资产转让试点等方面，于全国范围内都处于领先的位置。
另一方面，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高度开放，可能是境外资金最青睐的投资地之一。所以，我认为未来粤港澳大湾区通过案例实践不断创新的同时，抓住机遇，考虑建立区域性的特殊资产交易市场，形成统一、协同推进的市场规划体系。在统一的市场规划体系中，进一步探索、完善特殊资产领域生态，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发展的同时，为全国其他地区提供参考借鉴。
南都：从当前来看，互联网、金融科技在特殊资产行业有哪些应用？
曾刚：金融行业要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由于特殊资产具有非标准化、高风险性等特性，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在特殊资产领域更加突出，这也成为特殊资产行业过去一段时间里没有形成规模化、市场化和体系化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金融科技在降低金融业信息不对称等方面有亮眼的成绩。一方面，金融科技提升特殊资产信息采集、挖掘和分析能力，在风险精准评估基础之上实现产品精准定价，提供“价值发现”的技术功能；另一方面，通过互联网平台等形式，金融科技切入特殊资产处置的链条，扩大投资人群体，实现投资人精准匹配，进而提升特殊资产处置效率、拓展市场需求空间，提供“市场发现”的技术功能。
我认为，金融科技对传统线下赋能，而非替代。通过一体化的线上处置模式赋能，将有效解决传统线下处置模式由于价值展现不充分及市场信息不完善而导致的成本高、效率低、周期长等问题。
信用风险稳定可控
重点关注潜在风险
南都：从市场来看，疫情之后，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的供给已经显著增长。这类新增资产与过去几年有哪些不同的地方？银行业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去承受这样的信用风险？
曾刚：疫情的影响仍未完全消退。与此同时，实体经济向金融领域传导的滞后效应逐渐显现，预计明年上半年不良资产的压力或继续小幅上升。但是仍处可控范围内。总体上看，与过去几年相比，现在的不良资产结构是有些差异的。受疫情影响导致的不良资产，更多是出现在对抗风险能力较弱的中小企业身上。而从分类机构来看，中小银行的不良率上升要显著快于大型银行。现在，我国产业恢复势头稳健，出口较为强劲。但是，以消费业为代表的部分行业尚未得到完全有效的恢复。叠加供给侧结构改革等多重因素下，中小微企业，尤其是服务业以及底端制造业未来将有较大的潜在风险。
如果从金融机构来看，根据观察，相比之前，大型银行今年出售的资产包的数量有所减少，风险不见得很大。相对而言，中小银行机构所面临的风险压力相对较大。非银机构当中，与过去几年相比，信托、消费金融公司、租赁机构、保理机构以及小贷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供给相对较多，这也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的特征。
目前，从大银行机构的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来看，银行业有足够的能力承受这些信用风险。从金融机构角度来讲，更关注中小银行机构和非银行机构所带来的风险。当前，金融市场的违约风险逐步暴露，尤其是今年出现的信用债市场的违约事件，对整个债券市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下一步，围绕这些新重点、新动向展开特殊资产制度、模式的创新可能成为重点。比如近期开业的第五家全国AMC“银河资产”，它的定位是不只从事不良资产处置业务，也希望更多地去关注金融市场层面的风险，包括股票抵质押、信用债违约等风险处置。
南都：明年来看，金融风险是否主要来自信用风险？金融机构面临的信用风险呈现出哪些特征？
曾刚：信用风险仍将是未来的主要风险。我国目前仍以债务融资为主，间接融资占比较高。因此，我们对信用风险敏感度相应更为看重。不过，今年的风险暴露比较充分，监管部门亦在努力推动金融机构加快风险的处置力度，因此整体来看，信用风险仍处于可控范围之内。
不过，考虑到今年“中小微企业贷款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等安排，明年有些小微企业的风险可能会逐渐暴露，而此类风险带有一定的社会公共责任，如何化解处置此类风险，值得留意。
总体而言，信用风险处于可控范围之内，不至于影响整体金融稳定性。随着更多的存量风险逐步化解，未来可以考虑针对个别结构上的问题考虑采取有针对性的化解政策。
防范增量风险：
金融科技行为应纳入监管体系
南都：银行资管新规过渡期适度延长等诸多措施，旨在减少市场波动产生的风险，化解疫情因素对金融直接产生的波动及各种风险。你认为，这些措施的效果如何？
曾刚：资管新规目的是让资管行业和资管业务走上正轨。推动存量产品向新产品转型，逐步压降老产品的大方向毋庸置疑，但也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目前，符合资管新规的净值型产品占比迅速上升，从转型的方向和速度来看，符合资管新规总体的导向。
然而，资管产品中也存在许多复杂的产品。部分老产品资产端期限锁定较长，其中也包括涉及国家重大设施投资项目的产品。如果在没有与之相匹配的长期资金来源进行对接下贸然压降，容易造成转型困难、项目难以持续等风险。适当延长过渡期，能够缓解疫情对资管业务的冲击，有利于缓解金融机构整改压力。
南都：12月11日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抓好各种存量风险化解和增量风险防范。存量风险更多是传统风险，增量风险具体是哪些风险？
曾刚：各类持牌机构的业务清理整治工作已经取得很好的效果，比如P2P业务的清退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但是仍有部分基于互联网或金融科技的行为要么没有纳入到监管体系之中，存在无牌经营的情况；要么和现有的监管标准不一致，形成监管套利空间。不过，相对于传统风险而言，此类增量风险的规模有限，并不会构成特别大的挑战。
我认为，如何更好防范增量风险，核心问题不在于具体的风险处置，而是完善监管体系。比如今年发布的《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实行办法》《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等。
下一步，可能更多地针对实质性或间接性参与金融活动的金融科技行为进行监管，也应当全部纳入监管体系，进一步控制增量风险。比如说银行机构与金融科技公司联手创新的互联网存款业务，实际上存在一些潜在的系统性风险，一定程度上扰乱市场竞争。
此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发出了明确信号，会议提及金融创新必须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行，而不是在监管体系外进行金融创新。
把握明年流动性平稳收紧节奏
重点关注企业流动性风险
南都：市场有观点认为，明年的货币政策在回归常态后，应该不会再收紧，尤其是在通胀压力较小的情况下，利率上调基本是没有空间的。你是否赞成这一观点？
曾刚：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中国是为数不多的有能力在疫情期间执行正常货币政策的国家。从中国的潜在增长水平来看，中国也有能力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执行相对正常的货币政策，回归常态将是央行的中长期路径。我认为，应该适当地把资产的价格纳入到考察范围当中来。在这种背景下，我不认为央行一定会彻底收紧货币政策，政策不会转急弯。
那么，第一个要判断的是，货币政策力度边际不会像今年这么宽松了，会有收紧的一个过程。第二，我们也相信，在货币政策力度转变的过程当中平稳退出，或者正常化过程当中，相关节奏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预计明年货币政策将在边际上平稳调整，整体信贷社融增速平稳下降，实体经济的增长更加匹配。在此过程中可能出现一些新的风险。如果整体流动性环境不像今年这么宽松，一些企业可能出现流动性紧张的情况，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风险点之一。而央行也会高度注意这些问题，在实际过程中进行相关调整。
【感谢南开金融（广东）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支持】
采写：南都记者 许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