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凌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年11月版
我一直觉得，在中国当代的写作场景中，袁凌是个不可或缺的存在。
当绝大多数作家功成名就后便与现实脱离了关联，仅凭借过往的记忆和浏览所及的二手事实进行创作，恐怕只有袁凌，还与当下的中国保持着血肉相连。这种相连，首先表现在他与来自乡村的人们保持着繁密的接触，他听到的是平凡的人的声音，他感受到的是平凡的人的悲喜。这是真实生活的质地，与被通俗剧、媒体报道任意拆解、随意拼搭、一厢情愿加以理顺的那种“表面的生活”全然不同。几乎只有在袁凌的书里，我们才能真切地把握住当下中国人（尤其是与农村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们）的行为和情感的逻辑，才知道普通的中国人是怎么活着的。我相信，几十年后，当许许多多当代文学作品都已死去，袁凌的书还会有人深入阅读，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鲜活血肉就凝缩在它们之中。
非虚构作品《生死课》收录了袁凌的几十篇小叙事，其中多数有完整的故事，也有一些只是速写，记录生活的某一片段，甚至只是生活的某一瞬间（如《擂鼓台下的尼姑》）。《生死课》分为“生”“死”两辑，当然，“死”的部分也总离不开对“生”的记述，而“生”的部分偶尔也会飘过“死”的阴云。书中有部分情节曾在袁凌以前的著作中出现过，比如《床与棺之间》的素材之前就被袁凌的小说集《世界》细腻地书写过，但在相异的文本环境中，这些故事呈现的状态不尽相同：多数时候，《生死课》的叙述语调非常沉静，文字不事雕琢，纯以事实的力量打动人。
不妨以《卖布的袁大爷》一篇为例，看看袁凌的叙事风格。袁大爷早年卖布：“下乡一跑几十里，要带干粮，都是馒头煎饼，讨水喝，有时到了下昼两三点还没吃饭。卖得好中午下午回去，卖得不好，顶着星星回旅馆，有时投宿在农家，好心人给住，第二天继续卖。有次五六个人结队，走到一个山西河北界岭下的村子，卖得不大好。当地一个大爷说，翻过眼前的大山，还有一个村子，人口不少。其他的人觉得山高，都回去了。袁大爷一个人挑担翻山，山可高，都是石头，爬上去难于下坡，‘我有决心。’把包先放着坠下去，人慢慢扶着树木杂草往下挲，到了村里，人都特别淳朴，布匹很容易脱手了，晚上回到店里，伙伴们在打扑克，说袁师傅真牛。第二天再带一百三十米布去，又卖光了。这是他最得意的一次。”这段文字干净自然，非常简单，却有一种流动的气韵。尤其是真正的叙述者（袁大爷）与写作者（袁凌）的声音“二而一”，语气很妙。细看文本，在那“得意”中，其实寓有生活的种种艰困，却又“尽在不言中”了。后文写道：“‘卖布’是个可怜活，可是转念一想，买布的人更可怜。袁大爷在沂蒙山遇到一个大爷，一辈子没有见过米是圆的是长的，‘说起来我都想落泪’。”这样让人心中一凛的事实，也只一笔带过，不再铺陈。像这种地方，特别能见出袁凌在题材上、在文字运用上的自信。
袁大爷在卖布之后，又干过刷油漆、卖鞋、配钥匙、保洁等等活计。读《生死课》，你会感慨于普通的中国人应对变故时的淡然——当然了，不淡然又能怎样，命运对他们而言，本就是变幻莫测，无从把捉的。生活把他们推到哪里，他们就去到哪里；生活突然抽去它的手，他们就死在哪里。《床与棺之间》里写二家公坐在椅子上，晒着自己住的柴棚口进来的太阳：“柴棚的另半边，是一副没有上漆的棺材，和床正好对着，二家公晒太阳的位置正在床与棺之间。等到人过世了，把棺材盖打开，人从床上移过去，就行了。”
袁凌的表达克制内敛，因为事实已足够有力；偶有抒情的时候，通常就抒得未必好。袁凌对自己的写法有准备的认识，他在接受“燕京书评”的采访时讲：说到底，无论是虚构还是非虚构，都需要捕捉到事物本身存在的文学性……如果带着主观色彩的抒情或批判，那事物就给遮蔽了。我们自己的主观认识往往没有那么重要，尤其是对文学作品来说，况且这个主观认识还不一定是对的。总之，就是要让事物多维度自然呈现，就像一棵树一样，每根树枝都有一种活力，在空气中抖擞，这就是它的文学性。”当代中国的现实，在袁凌的书中获得了它最好的文学性表达。 ◎ 乔纳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