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子超著
文汇出版社2020年7月版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里，《失落的卫星》既带来了及时的慰藉，也留下了隐匿的折磨。
慰藉是因为读着刘子超的旅行见闻，好像也去到广阔的中亚“云游”了一番；而折磨人的是心被撩得骚动不安，恨不得开门就走，却发现像极了被孙悟空用金箍棒在地上画个圈给圈住的唐僧。
哪怕没有疫情困足，地域广袤的中亚五国也始终处在视野的边缘。在很主观的印象里，今年中亚引起普通大众关注有这么两则新闻。
一则是4月初，在全球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269万多例时，土库曼斯坦官方报告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仍为0例。这背后是他们的封闭和神秘。（刘子超几经周折也未能踏足土库曼斯坦。）
二是10月初，吉尔吉斯斯坦爆发严重内乱。随后，中亚其他四国总统就吉尔吉斯斯坦国内局势发表联合声明。当然，普京对此也“高度关注”。
这两件事恰好印证了本书里的一句话“苏联解体后，中亚像一颗失落的卫星，迷失了方向。他在全球化的边缘与大国的夹缝中校正自己的轨道”。
中亚五国里的那些小城小镇作为帝国的角落，曾是除西伯利亚之外理想的流放地，托洛茨基、陀思妥耶夫斯基、索尔仁尼琴都曾抵达过这里，被散落到这里的还有20万朝俄边境的朝鲜人。
刘子超深入各种边缘地带，用敏锐的洞察力、细腻的感知力把当下中亚的肌理呈现——苏联解体，意味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会有国家和身份的转变，也意味着这五个年轻的国家都需要建构甚至虚构自己的历史和荣誉感。而苏联时代的印迹，变成这些地方像伤疤一样的过往。
旅行文学名篇里那种对所到之处文化、社会、政治和历史的精确观察和描述，《失落的卫星》也有。但刘子超写到的那些形形色色的人才是揭开当下中亚神秘面纱的阿里阿德涅线团。
刘子超好像有一把打开人心扉的金钥匙，轻易就能让人把锁到心湖底的心事交付。
离过两次婚的塔季扬娜是他的房东，会讲起小儿子六岁时被父亲带着从阿拉木图徒步去伊塞克湖，那时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还属于同一个国家，“苏联解体后，这样的旅行已经不可能了。”
英语、俄语、吉尔吉斯语都无懈可击的伊佐曾在美国读过书，发现国家日趋保守的氛围，开了家面对穆斯林家庭、不卖酒精的小饭馆，她的语言所长只用来解释拉面和烤包子了。但她会跟着刘子超出去喝一杯，“不喝一杯的话，就没办法把身体的零件装回去”。
还有数个悲伤心碎的女子，都是老公去了俄罗斯就另组家庭不回来了……
“毒舌”保罗·索鲁也有勾出故事的魅力和技法，但比起他的尖酸刻薄，刘子超更像一个温厚的聆听者。
《失落的卫星》出版前一年，书中关于乌兹别克斯坦那篇入围非虚构杂志Reportagen创设的“全球真实故事奖”，并获得特别关注奖。不少人将刘子超评价为“中国的何伟（Peter Hessler)”，刘子超对此表现出一种淡然的喜悦。这种淡然也反映在他行文里。
9年间多次深入中亚腹地，刘子超的旅途其实布满意外和辛劳，比如数次在极度荒凉的地方跟黑车司机“讨价还价”（斗智斗勇）；比如被搭讪的女子做局。但他下笔总是保持克制，丝毫没有“把旅行写成一场精疲力竭的冒险、一项步步惊心的野外活动，或是一次哗众取宠的危险旅程”的用力过度。
比起描写层出不穷的意外，他宁愿把更多笔墨给一只眼睛发炎、瘦得皮包骨头的流浪猫。与猫一起从冷风中钻出的还有一个卖着早已凉透的烤包子的小女孩。刘子超会买下包子送给流浪猫。“在布哈拉，我见到了世界上最饥饿的猫。”
这是一本翻起来常感到黄土、荒草气扑鼻的书，但荒凉世界尽头总能瞥见作者的暖意。
在看见那些被流放的朝鲜后裔已不会说朝鲜语而是说俄语，刘子超回北京后翻出相关题材的纪录片，摘抄了一段让人印象深刻的话——
“你们的祖国是哪里？”
“你用什么语言思考，你的祖国就是哪里。”
“我们说俄语，可我们生活在哈萨克斯坦。”
“我们不属于俄国，不属于哈萨克斯坦，更不属于朝鲜或韩国。”
V.S.奈保尔曾说旅行者是“一个借助异乡背景来定义自己的人”。刘子超从中亚带回来的这些关于“失重”的故事，也在拷问读者“你凭靠什么来定义自己”。 ◎ 陶新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