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水荫路与先烈路交界处街景。 资料图片
□ 陈崇正
诗人于坚有一句诗歌我很喜欢：“世界已建筑得如此坚固，让我们彬彬有礼地告辞吧。”有时候我会觉得某个句子会大于整首诗歌，就如同某个时间会大于其他时间一样。更具体说，是夏天，水荫路的夏天。我在2014年的夏天来到水荫路，而在六年之后的夏天，又向这样一条街道告别，抬眼看到蓝天，以及蓝天之下熟悉的炎热的风，心头有淡淡的哀伤。
我将这样的感受分享给一个九零后的朋友，不出所料，他在鼻孔里发出一个鄙夷的声音：“切！”他说，换工作很正常啊。切这个字是个拟声词，也更是一把刀。在这把刀面前，过度的抒情显得幼稚且恶心。我说，这是我参加工作十五年中第二次辞职。他说，这两三年他至少换了六七份工作了。我说，有些人就像候鸟，总要不停飞来飞去；而另一些人就如大象，可以动作缓慢地生活。他睁大眼睛看着我说，不对吧，我看过一个纪录片，有一群大象每年要迁徙五百公里。每年，他又把这个词再念了一遍，两个指头在空中比划了一个走路的动作。
至此，这个天是没法再聊下去了。
我望着水荫路的尽头，但水荫路似乎没有尽头。白露已过，广州的暑气却还没有消散，只有深夜的风属于秋天，白天依然还要靠空调度日。我仿佛看到一群大象正在踩着滚滚尘埃，从水荫路穿过，象牙十分骄傲地折射着落日的余辉。大象的叫声从水荫路的这头，一直传到另一头。作为想象之物的大象，才不理会六万人民币每平方的房子，水荫路只作为一条路而存在。“世界上本没有路。”一个声音说。说话的人是鲁迅，他在1927年的广州街头徘徊。那会儿的广州街头并不包括水荫路，广州的城墙早在鲁迅来到广州的十年之前就全都拆掉了，但作为城里城外的分界线，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刻在心里：城里就是城里，城外就是城外，不管有没有城墙。1927年的广州城，往东走就是一片荒野，也不能说什么都没有，但对于城里人来说，水荫路在那时属于虚无。若是在今天的水荫路，一个虚无的人会在午饭之后到东风公园散步，一圈又一圈，像一头抗拒迁徙的大象。
如果非要假设当时46岁的鲁迅来过水荫路，那么只能说这个地方出土了东汉墓砖，上面有碑刻。完整的汉墓，要到1955年1月份才被挖出来。“先生愿意去瞧瞧吗？”一个被想象出来的朋友问鲁迅。所以一路向东。“那个小说的开头大概还是加几句话，要提到老鼠咬锅盖。”路过一间打铁铺时鲁迅在琢磨一个重要的句子用以开篇，而那会儿他并不确定去年十月刚写完的这篇小说是不是要叫《铸剑》，或者应该叫《汉砖》。
出来寻找汉砖的鲁迅先生这一天没有在日记里写上“濯足”的事，因为他看到了一片荒芜，那会儿世界的荒芜对于城里人来说就等于虚无。水荫路还没有路，它只是作为黄强的狩猎场旁边的一片洼地。黄强是比鲁迅小六岁的中年人，他这会儿并不在家，而是远在漳州。他要在六年之后，才会将这片私家狩猎场捐出来，作为十九路军坟场。那是一个民族的悲伤时刻。而在1927年，这里还什么都没有，没有水荫路，甚至没有路，只有猫儿岗、木阴岗、鸭舌岗，这些听起来适合由迁徙的大象经过的地方。“吾藏剑在南山之阴，北山之阳；松生石上，剑在其中矣。”看到这样一片洼地，鲁迅想起哪里见过的这个句子。他又想，这个地方应该用来藏剑，或者生起炉火，用来铸剑。在1927年，没有来过水荫路的鲁迅，就是一头迁徙的大象。他一定凝视过珠江水，江水滔滔，他脑袋里既没有想起剑，也没有想起大象。
而我在水荫路咬着一只肉夹馍时想起了大象。这是2020年的夏天，在我面前除了一只装着羊汤的大碗，什么也没有。在2020年的夏天，我也不可能活成一头大象，我只是换了一个地方领工资，发呆，写一些并没有什么人愿意阅读的句子，仅此而已。就在我离开水荫路之后，广州下了一场暴雨，水荫路上有几只垃圾桶在乘风破浪。很多朋友目睹了这一切，他们拍了照片，发了朋友圈。我看见了朋友圈里的水荫路，那一刻这条街道在离我五公里外的地方，但我却感觉从此水荫路跟我再没有什么关系了。告别一条路显得过于矫情，但告别六年的时光，总允许在内心有一点仪式感，即便没有人能够理解。就如没有人规定这样的暴雨属于寂寞，只是那么多的水注入洼地，这一点跟一百年前并无二致。
陈崇正，作家，著有小说集《折叠术》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