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3日，民政部于2020年第四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透露，“十四五”期间，我国老年人口将突破3亿，将从轻度老龄化迈入中度老龄化。
今年以来，受疫情与科技发展水平影响，老人的出行、医疗困境被放大。例如，据宁波晚报报道，当地一位84岁的老人使用的是老人机，无法即时生成健康码，今年7月，其去浙江避暑，但由于持有的纸质宁波健康码与浙江防疫规定所需的健康码不互认，最后致电在宁波的子女后这一问题才被解决。又如，据澎湃新闻报道，63岁的李大爷前往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就诊，但由于当时取消了现场挂号并实行网上全预约挂号，子女不在身边，不会使用智能机的李大爷在门诊窗口情绪激动：“你们不能把我们拒之门外啊！”
毫无疑问，这些原本可能存在的问题因为疫情原因引发舆论关注，同时带动了老人或准老龄人口在其他领域的社会生活议题走向台前。当种种生活问题通过个案发酵后，又在网络上引起年青一代有关自身家庭老年成员相关生活困境的共鸣。可以说，如果以往社会对老龄化还处在一种字面的知悉上，如今老龄化已经成为生活中切实可触碰有感触的现实。
目前，对于即将迈入中度老龄化这一社会历史时期，已有相关讨论，但从量上显然还不够丰富。在中国知网上检索“中度老龄化”，针对性的文章仅有一篇，即来自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的顾严发表的《“十四五”中度老龄化社会的挑战与对策》，作者提出的中度老龄化社会的挑战如下：第一，养老保险支出增速反超收入增速；第二，第一代农民工集中返乡养老，同时，“考虑到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率较低、农村社区和居家养老服务严重缺失、新生代农民工返乡意愿低等现实状况，集中返乡养老的第一代农民工面临老无所养、老无所依的窘境，进而可能引发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第三，失能老年人服务需求呈井喷态势，但养老服务呈较大缺口，尤其是对于中度和重度失能的老人，由此家庭正面临“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风险；第四，则是倾斜性养老政策落地困难。
这一相对完整的讨论文章提示了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后的复杂性，这不仅体现在城乡层面，还表现在社会服务和有关政策等宏观层面，由此带来两个方面的思考。
一方面，宏观问题有赖于国家层面的针对性政策。事实上，中共中央、国务院2019年底印发的《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指向性较为明显，直接提出了“打造高质量的为老服务和产品供给体系……建立和完善包括健康教育、预防保健、疾病诊治、康复护理、长期照护、安宁疗护的综合、连续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健全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充分发展、医养有机结合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但除此之外，在关于老年人社会生活等服务配套层面，也需要依靠具体部门从自身职能出发就中度老龄化社会做出应对，例如，公安部取消了驾考的70岁年龄限制，以该行动为对照，其他部门在出台新办法时也有必要将“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作为考虑方向之一。
另一方面，微观层面，比如挂号和出行，不管是医院和铁路都需要更主动的作为。正如不久前，无锡火车站所立出的“无健康码由此进入”获社会好评，就是在老年人或准老龄人口因缺少健康码出行不便的背景下提出。由此不难看出，在老龄人口可直接感知的生活层面，更需要具体的单位了解当下新的社会特点。
一言以蔽之，针对“迈入中度老龄化”，有关部门在政策设计和日常服务等环节，都应考虑这一社会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