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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读书俱乐部“大家讲堂”开讲

黄灯教授讲述那些二本院校的故事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20年09月27日        版次:GA07    作者:朱蓉婷

黄灯与她的学生在一起。

南都讯 记者朱蓉婷 曾写作了《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并引发讨论的教师、学者黄灯于近期出版了新书《我的二本学生》,如书名所提示的,她将关注的重点转为数量众多的、中国最普通二本院校的学生。黄灯以多年从教经验和观察,追踪了一批又一批的二本院校学生的学习、生活、奋斗和出路。

9月27日上午10时,由南都读书俱乐部、学而优书店、广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联合举办的“大家讲堂”第2讲,将邀请黄灯教授亲临广州学而优书店(中山大学店)现场,与读者、观众交流她对中国大学教育现状的看法。在活动现场,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申霞艳、南方都市报文化副刊部主任刘炜茗也将参与对话,共同探讨教育的困境与可能性。

黄灯曾在一所二本院校从教15年,花名册上显示她教过的学生接近5000人。其中,她还分别于2006年和2015年,当过两个班的班主任。长期的课堂教学以及课后的师生交流,使黄灯成为这个群体成长变化的见证者。

为了更深入细致了解学生的精神世界以及身后原生家庭的影响,黄灯还自己设立了“导师制”的教学模式,全方位跟踪和访谈了一些学生的在校学习状况、毕业时找工作的心态和计划以及毕业后的发展趋势、人生走向,等等。对眼前这些自己最熟悉学生的长时间多角度观察和思考,黄灯意识到,“二本院校的学生,从某种程度而言,折射了最为多数普通年轻人的状况,他们的命运,勾画出年轻群体最为常见的成长路径。”这使她决定通过创作,以自己亲身带过的学生为切入视角,尝试向广大的读者描摹一群年轻人的生活剪影。

在《我的二本学生》中,黄灯首先在时间上做了一组对比,这里面有她自己上大学时所在的1992级,有她当班主任所带的2006级和2015级。虽然1992和2006距离的时间较远,但实际上,从毕业后的就业和人生安顿上来说,处于中间的2006级和1992级的差别,远没有和2016级的差别大。造成这种意外的主要原因是经济上升期的就业机会和房价因素。黄灯在考察学生毕业后生活的境遇时,把眼光关注到了社会更深远的层面,并不拘泥于专业、性格、家境等要素,而是借用经济学的分析指出,在过去二十年中,就业机会和房价高低对年轻人的生活影响很大。

黄灯在书中做的第二个对比,是空间上的,也就是学生的生源地、家庭流动情况对学生就业去向和人生目标的设定,将产生一定影响。1992级的黄灯的大学同学,大部分都是一份职业做到底,很少更换流动;2006级的学生因为从小就处于社会的变革中,适应并享受到了城市化过程中的福利,比如教育资源的分享,父母打工对于孩子教育投资的支撑等,但同时这些孩子也付出了与父母长期分开的成长代价;2015级的学生已经完全适应了流动性强的生活,偶有例外的孩子,被打工父母带在身边,也会在城市中不停辗转漂泊,这些学生已经想象不出还有不用租房的生活。在这组对比中,黄灯聚焦了留守儿童的教育和成长问题,尤其是比较偏远的农村孩子,他们能考上二本院校已经实现了人生的第一次跨越。

第三个对比建立在学生的不同家庭来源上,黄灯在书中专立章节介绍了她班上的“广东学生”和“深漂二代学生”。广东本地的学生,秉承了岭南文化重乡土的观念,一般很少出外寻觅生存空间,毕业时广州深圳就是他们的第一城市选项,还有很多学生愿意考公务员或者回家经营家庭作坊。“深漂二代学生”是非常特别的一个群体,他们的父母早早在城市打拼,多年的奋斗渐渐站稳脚跟,可以给自己的孩子提供稳定的学习环境。因为从小看着父母的艰辛,“深漂二代学生”毕业后更渴望一份精致和安稳的生活,父母的小企业,他们根本不愿意打理。这一组对比实现了黄灯对于二十年社会新旧交替中、地域文化与都市文化碰撞中,缓慢与迅疾的复杂追问。所有这些问题和困惑,都构成了她的这些二本学生的个人现实。

黄灯对大学教育现状的观察准确而犀利,相信她这次在学而优书店的讲座将对广州的听众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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