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经济学家张晓波。 受访者供图
人物志
张晓波，现任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和中国经济等领域，出版了多部有分量的学术著作，在国际知名经济学家网站(IDEAS)排在世界所有经济学家的前5%，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和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
新冠疫情暴发后的第一时间，北大教授、经济学家张晓波就和中国企业创新创业调查联盟(北京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的同事，基于2017-2019年实地完访的企业家样本，于2月和5月进行了两轮“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中小微企业生存状态”专项电话调查，并于近日发布了最新调查结果。研究团队分两轮分别访问了国内2500多家企业，发现中小企业面临的“寒冬”已过去，但企业产能仍未完全恢复。
需求不足成为目前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共同面临的最大难题。张晓波在接受南都记者专访时表示，应通过惠及民生的举措来提振消费需求。他建议给农村60岁以上的老人每人每月发放1000元现金，连续发放3个月，精准帮扶受困家庭。调查显示，仅15%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享受到金融政策支持。张晓波认为，产业集聚成为不少企业替代金融政策的“民间药方”。中小微企业通过产业集群内的社会信用来缓解融资压力，抵御产业链断裂风险。
提振需求就要解决民生问题
建议给每位农村老人发放3000元
南都：团队调查发现，无论出口企业还是非出口企业，目前最大的困难都是需求不足。有哪些提振需求的方式？
张晓波：居民服务业受到的负面影响最大，主要和民生需求不足有关。因此提振需求就要解决民生问题。我们想了一个具体的办法，就是给农村60岁以上的老人每人每月发放1000元现金，连续发放3个月。
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呢？老年人是新冠肺炎的高危人群，一般也是低收入人群。首先可以巩固精准扶贫的成果，防止他们因病返贫。
第二，中国的老人永远把孩子放在第一位，给老人的补贴可以溢出帮助家庭中最困难的成员。现在大批农民工丢了工作回到老家，如果老人有了钱，自己温饱解决后会帮助受困家庭，从而产生溢出效应，变成一个很精准的补贴。
第三个好处是，一旦老百姓有了钱，就有了消费。而许多中小微企业和个体户涉及的行业是服务民生的，所以针对民生的纾困政策实际上也可以精准地帮助中小微企业和个体户。
而且这个钱并不算多。比如7000万老年人，每人1000元，三个月总共2100亿元。这与金融支持的份额相比要小得多。
南都：就业是民生之本。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6月新毕业大学生群体失业率接近20%，你对目前就业形势怎么看？
张晓波：所有国家可能都最关心就业问题，尤其年轻人就业问题，如果他们就业率不高的话，就会影响社会稳定。帮助年轻人就业，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帮助企业，尤其是带动80%就业的中小微企业，只有企业活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问题。
其实在疫情前，中国劳动力是短缺的，所以我认为就业难可能是个短期问题，只要能让企业尽快恢复，新增的几百万大学生就业很容易就消化掉。
仅15%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享受到金融政策优惠
南都：刚才你提到给农村老人发钱的成本比金融支持小得多，金融政策涉及的金额有多少？落地情况怎么样？
张晓波：日前央行行长易纲在《求是》杂志上撰文表示，2020年前4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8.8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4.19万亿元。还有针对小微企业的一系列金融政策，加起来有几万亿元。最重要的是，我们调查发现，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享受到这些金融政策的比例只有15%左右，而2018年的比例是13%左右，也就是说，今年出台这么多金融政策，但覆盖率仅增加2个百分点。
中小微企业难以享受到金融政策是世界性难题，因为对金融机构来讲，审核小额贷款与大额贷款的成本基本相同，但对中小微企业的监管难度大，一旦企业倒闭，就面临赖账坏账风险。
南都：如何解决金融政策支持的堵点？
张晓波：我觉得不妨转变一下思路，金融政策可以锦上添花，不能雪中送炭，不要把金融政策作为最重要的政策干预手段。现在最重要的障碍不是金融问题，不管在疫情前还是疫情后，企业都面临融资难的问题。还有很大部分小微企业和个体户做的是小本买卖，并不需要金融支持。
通过产业集群缓解融资难题
抵御产业链断裂风险
南都：中小微企业怎么克服融资难？
张晓波：其实老百姓很聪明，有自己的办法来克服金融的约束。比如中国企业的一个特点是产业集群，做同类产品的企业会扎堆。这有两个好处：第一，经营成本会大幅下降，因为生产工序分解得特别细，比如在做童装的浙江织里镇，有的企业负责裁剪，有的缝扣子，有的负责运输，企业只做其中一道工序，进入的门槛和日常运行成本就比较低。第二，集群内商业信用普及，企业间会互相赊账，遇到困难时也会协商延迟付款或改变付款方式，这样就缓解了企业流动资金的约束。
产业集群利用了民间的社会信用，来克服金融方面的不足。供应链上下游都是街坊邻居，而且集群中是重复交易，不是一锤子买卖。如果你不讲信用，就没人再跟你做生意了，这种惩罚机制是很强的。
南都：产业集群对抵御产业链断裂风险有什么影响？
张晓波：我们把样本分成产业集群发展比较好的和不好的，发现产业集群发展好的企业应对风险的能力更强。一是因为在产业集群内，上下游供应商都在附近，一个供应商给不了货，附近还有其他供应商可以供货，所以断供的概率较小。
第二，企业最怕的就是流动资金压力，而集群内的企业通常不用存特别多的货，库存占流动资金的比例较小。
第三，上文提到的集群内商业信用比较普及，也有利于抵御产业链断裂风险。
调查发现企业迁出中国的意愿很低
我国劳动力相对欧美更便宜
南都：目前外贸企业经营压力较大，你如何看待出口转内销政策？
张晓波：出口转内销在实施中，可能也会面临一些问题。因为不管出口企业还是非出口企业，目前最大的问题都是需求不足。出口商品转往国内销售，可能还会加剧国内需求不足的问题。
目前国际疫情正慢慢恢复正常，下半年预计国外的需求会反弹，对外贸企业来说应该主要考虑如何抓住这个机会，而不是一味地转移到国内市场。由于水土不服等因素，盲目转型可能对企业打击会更大。
从国家角度来讲，我觉得应该逐渐放宽一些政策，比如允许更多来自欧美的航班进入，同时利用一些先进的测试技术，减少隔离时间，争取把订单拉到中国来。还应该发展网上看货、线上交易这些新方式来扩大海外订单。
南都：现在有一些国家打算回迁工厂，未来外贸企业可能存在更大压力，你对此怎么看？
张晓波：我们调查发现，其实企业想要外迁的比例还是很低的。从基本面来讲，中国劳动力相对欧美更便宜。中国还有完备的产业链，即使企业迁到国外，大部分的零部件还是要在国内购买，所以经营成本更高，风险更大。
举个例子，我曾去过突尼斯和埃及考察过当地生产女鞋的企业，几乎所有的配件都要从中国进口，连鞋垫当地都生产不了。大家可能觉得生产小配件很简单，但生产一只鞋需要52个原材料和配件，而生产一粒扣子、一根鞋带、一张鞋垫等又需要配套设施，比想象的要难得多。
目前有些企业转移出去主要为了税费优惠，比如在埃及生产，出口到欧洲是零关税。这些企业转移出去关系不太大，因为大部分原材料、配件还是从中国进口，只是最后的加工环节移到国外，加工环节的利润率并不太高。
而且目前中国已经出现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年轻人不愿意像父辈那样在流水线上每周工作五六十个小时，保持同一个姿势只做一道工序。中国可以鼓励一些加工企业走出去，没必要非要把所有的加工都留在中国，因为这些工作很辛苦，现在缺少工人来做，同时对企业来讲利润也很微薄。
南都：调查发现企业的迁出意愿具体是怎样的？
张晓波：针对国内企业，我们调查发现，448家制造业，只有15家有外迁的计划，占3.3%。其中出口型企业有138家，7家有外迁的计划，占5%。
在国外企业方面，有中国的一些美国商会对会员做了调查，发现有1/4比较大的美资企业表示，疫情之后会从中国国内不同的地区来采购，但直接去国外采购的比例并没有太高，和我们对国内企业调查的比例差不多。 采购里有一个概念叫“one stop shopping”，意思是尽量一次性采购齐，可以降低采购成本。中国为什么有义乌这种模式？我问过一些来自非洲、中东的商人为什么来义乌，经常听到的词就是“one stop shopping”。如果企业把工厂迁移到别国去，大部分零部件还要从中国买，从别处采购的成本是很高的，供应链断裂的风险也更大。所以我觉得，中国如果把自己的产业链做好，把产业集群发展好，其实不用太担心企业外迁，最后还是市场力量决定一切。现在一些国家喊得比较凶，主要是政治选举方面的考虑，国内企业不要受这些影响。
南都记者 林方舟
实习生 王凡 发自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