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姚一鸣
近从网上购得一本《商务印书馆〈说部丛书〉叙录》，付建舟著，这是一部研究商务印书馆“说部丛书”的专著，系统地叙录“说部丛书”的324部作品，分别对英国、法国、美国、俄日以及其他国家与地区的每部作品的著者与译者、诸种版本、章节目录、序跋，以及其他相关文献（评述、作品广告）等信息进行记录，具有一定史料价值。但正如张治在《商务印书馆〈说部丛书〉叙录：电子书截图成就的文献学创新》（刊于《上海书评》网络版）中所言，由于不是以原始版本作为研究资料，加上作者对版本的把握不够，自然在学术性研究上要差一些：“我认为《说部丛书》的‘叙录’，还应该做两个工作：其一，这套丛书基本上都是翻译文学，那么应该尽量说清楚翻译了什么书；第二，小说文献的叙录，除了满足文献叙录体应有的那些相关学术参考信息，还应该交待故事梗概或分析内容。从这三个要求来看，我认为这部《叙录》都不合格……”
张治对“说部丛书”的批评，是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提出的中肯意见。张治长期研究“说部丛书”，也写过一些相关的考证文章，除上面提到的文章，还写有《商务印书馆“说部丛书”里的原作》《再谈商务印书馆“说部丛书”里的原作》（刊于《南方都市报》）《〈说部丛书〉原作续考》（刊于《上海书评》网络版）等，张治的文章有较强的学术性，也得到了中国近代小说研究权威、日本著名学者樽本照雄先生的肯定。
而最早对“说部丛书”有所提及和收藏研究的是北京的陆昕，他也是目前个人收集“说部丛书”最多的收藏家，他的“说部丛书”系列文章，虽不是恢弘大作，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百年前这套商务大书的概况。陆昕曾在文章中写道：“《说部丛书》也是时代的产物。清末，康梁变法虽然失败，但西学东渐之风却兴盛起来，因为维新的需要，最初传过来的书籍以政治科技为主，稍后即有大量文学作品跨进国门，当时的文人们认为这不仅是了解西方世界的一个窗口，也对改造国民之性有好处。于是商务印书馆在这样的背景下组织翻译了这套《说部丛书》……我个人至今所能见到的《说部丛书》的各种形式，计有清末的道林纸本，民国时初、二集的蓝花红字本，三、四集的彩色封面本，《林译小说》本，封面为渔网图案本，封面为麻雀图案本以及袖珍本，总共七种形式……”（《从〈说部丛书〉谈搜书所见》，见《闲话藏书》，学苑出版社2005年8月版）
陆昕写的其他相关文章还有：《说〈说部丛书〉》（见《藏书家》第三辑，齐鲁书社2001年版），《“说部丛书”纵横谈》（刊于《藏书识小》）等。陆昕以实物见之，着重从收藏和鉴赏的角度来谈这套丛书，书的装帧形式、版次、用纸等谈得较多，尤其是收藏部分谈得较为详尽，但在相关研究上还不深入。
“说部丛书”是晚清至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文学翻译丛书，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底开始出版，共出版十集九十二种，到1909年才出齐，内容涵盖了翻译的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剧本、传记、神话和寓言等。早期“说部丛书”在封面、字体、版式上并不统一，书名前常冠以“某某小说”的字样。“说部丛书”的出版，和商务印书馆于1903年创立编译所大有关系，自从1897年商务创立后，通过教科书出版取得初步成功，急需发展其他的出版业务，于是成立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聘用了蔡元培、张元济等先后任所长，“说部丛书”便是编译所成立后的最初尝试。在早期“说部丛书”中译者多署“商务印书馆编译所”。
1914年商务印书馆开始重新编辑出版“说部丛书”，这次在封面、字体、版式上做了统一，初集百编即老版的翻印，二集和三集也是百编，四集为二十二种，共三百二十二种，至1924年出齐。此版“说部丛书”一律在书名前按题材来分类，如社会小说、政治小说、冒险小说、侦探小说、言情小说、伦理小说、科幻小说、历史小说、军事小说等，有的归类不一定准确，但总体还算规整，便于选择阅读。在“说部丛书”中的最大亮点是林纾翻译的作品，如《巴黎茶花女遗事》《撒克逊劫后英雄略》《迦茵小传》《亨利六世》《雾中人》《埃及金字塔剖尸记》《孝女耐儿传》《贼史》《块肉余生述》《旅行述异》《三千年艳尸记》等，在全部“说部丛书”中林纾所译的作品就有一百二十四种，作为一个不懂外文的翻译家，林纾用与人合作的方式，成为了“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第一人”（胡适语）。
但“说部丛书”也有诸多的不足，如文言意译毕竟离原著精髓稍远，再说大多数作品都是从英文或日文转译的，并不能真实反映原著；在作家作品的选择上，未能从作家的知名度及作品的艺术性和流传度等方面加以取舍，过多地追求情节的可读性，忽略了作品真正的思想艺术性。“说部丛书”是国人最初接触外国文学作品的开始，为阅读者打开了一扇展望世界的窗口。
“说部丛书”的意义，是许多现代作家青少年时代的阅读，都和这套丛书相关，尽管如林纾、伍光建、梁启超、包天笑、徐卓呆、王蕴章、周瘦鹃、朱东润、褚嘉猷、恽铁樵、张舍我、吴梼、奚若、周桂笙等“说部丛书”的翻译者，有着不同的教育背景和不同的趣味，所译作品中也带有自己个人的色彩，但浅近的文言、绚丽的异域世界、生动好看的故事，都使“说部丛书”如磁力一般吸引着那时的年轻人，他们从“说部丛书”所感受的文学熏陶，成为之后从事文学创作的宝贵财富。可以说“说部丛书”的阅读史其实就是一部外国文学的接受史。
周作人接触“说部丛书”的情况较为特殊，他既是这套丛书的阅读者，也是参与者。在早期阅读“说部丛书”过程中，周作人印象最深的是林纾的翻译，周作人在日记中就有记录：“（1902年1月22日）十三日：阴。上午大哥来，带来书四部。……下午大哥回去。”“（1902年12月13日）正午大哥来，带来书四部。下午看《包探案》《长生术》……夜看《巴黎茶花女遗事》。”这是周作人接触林琴南与西方文学的开始。其实周作人接触“说部丛书”也是受了大哥鲁迅的影响，鲁迅在回忆自己的写作生涯时曾写道：“我们曾在梁启超所办的《时务报》上，看见了《福尔摩斯包探案》的变幻，又在《新小说》上，看见了焦士威奴所做的号称科学小说的《海底旅行》之类的新奇。后来林琴南大译英国哈葛德的小说了，我们又看见了伦敦小姐之缠绵和非洲野蛮之古怪。至于俄国文学，却一点不知道……”（《鲁迅自选集》序）
沈从文1920年前后，在七姨夫熊捷三（曾担任过国民政府总理熊希龄的弟弟）家，看到在客厅楼上的书房里，有一只很大的书箱，里面有一套林纾翻译的“说部丛书”和十来本白绵纸的印谱。使沈从文如同看到了宝藏一般，于是整整一个夏天，只要有空闲时间，沈从文就坐在大院花架旁的台阶上，陆陆续续地读完了《贼史》《冰雪姻缘》《滑稽外史》《块肉余生述》等小说作品，沈从文深深地喜欢上了这些文字：“亲戚家里有两大箱商务印行的《说部丛书》，这些书便轮流做了我最好的朋友……我喜欢这种书，因为他告给我的正是我所要明白的。它不象别的书尽说道理，他只记下一些生活现象。即或书中包含的还是一种很陈腐的道理，但作者却有本领把道理包含在现象中。我就是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我看一切，却并不把那个社会价值搀加进去，估定我的爱憎。”（沈从文《从文自传》）
钱锺书接触“说部丛书”是在1922年前后，那时他还在无锡东林小学学习，第二年考上了美国圣公会办的苏州桃坞中学。钱锺书自幼受到传统经史方面的教育，从东林小学到苏州桃坞中学，聪颖的钱锺书除完成学业功课外，开始阅读《小说世界》《红玫瑰》等旧派文艺刊物，也阅读到了“说部丛书”：
“我自己就是读了林纾的翻译而增加学习外国语文的兴趣的。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小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大发现，带领我进入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界。我事先也看过梁启超译的《十五小豪杰》、周桂笙译的侦探小说等等，都觉得沉闷乏味。接触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我把林译里哈葛德、欧文、司各特、迭更司的作品津津不厌地阅览。假如我当时学习英文有什么自己意识到的动机，其中之一就是有一天能够痛痛快快地读遍哈葛德以及旁人的探险小说……最近，偶尔翻开一本林译小说，出于意外，它居然还没有丧失吸引力。我不但把它看完，并且接二连三，重温了大部分的林译，发现许多都值得重读……”（钱锺书《林纾的翻译》）
林语堂在1908年前后厦门寻源书院读书期间，首次读到了商务印书馆“说部丛书”：“我特别注意，幼时同我二姊看林纾所译的说部丛书，这是我初次与西洋文学的接触，我们看到《撒克逊劫后英雄传》，Ivanhoe为箭所伤，外头敌兵包围，我和二姊都在为他急得要死。”（林语堂《与大千先生无所不谈》）
“说部丛书”出版的年代，正是一个新旧思想交汇之时，也是外来优秀文化大量涌入中国之时，学习和借鉴国外优秀的文学艺术和科学文化，商务印书馆作为近代中国最大的民营出版机构，在发展初期所编译出版的“说部丛书”，是中国早期译介外国文学的开始，他们以带有前曕性的出版方向，使这套在清末民初的文学翻译丛书，成为了几代人的美好阅读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