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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廷龙旧藏的几种书刊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20年06月14日        版次:GA15    作者:姚一鸣

□ 姚一鸣

戊戌年初秋,在上海文庙旧书市场曾见到有一批顾廷龙的旧藏流出,那天东南头的摊位前围了好多人,众人围在书摊上抢着翻书,有询价的,也有挑了一摞的,有名家的旧藏散出,自然使许多淘书人喜不胜收。那天我去得较晚,只见好书都被别人拿在手里,也只好徒呼奈何。出售这批顾廷龙的旧藏摊主姓杜,人称“阿杜”,人高高的个子,脸色黝黑,戴副眼镜,说话有地方口音。阿杜是江苏人,来沪上贩书已有好几年了,听说他以前曾当过干部,也有较高的学历。至于他怎么会干上贩书这一行当,他没说,我也不便问。阿杜自己喜欢收藏文化名人的手札,据说有俞平伯、巴金、钱锺书、龙榆生、郁达夫、胡适等的信笺,但他一般不轻易示于人。以前在文庙摆摊的还有他的妻子和侄子,后来不大出来了。阿杜的书摊好书较多,在文庙内也是人气比较旺的书摊。之后在他那里陆续淘到过一些顾廷龙旧藏的书刊。

有一本大十六开的油印本《苏州大学善本书目稿》,由苏州大学图书馆1985年9月编印。这本油印的古籍书目,是苏州大学图书馆编选好了以后赠送给顾廷龙的,书的扉页处还有图书馆写的赠语:“上图顾廷龙前辈指教”。《苏州大学善本书目稿》的“前记”中写道:“馆藏善本,旧有记录,为数甚少,记焉不详,亦未有专门著录。……经过多年的努力,我馆完成馆藏善本书编目工作,从学术性、艺术性特别是文物性角度出发,将其中属于善本书范围者另立书本式专目,便于重点保护和适当控制使用国家珍贵文物,便于全校熟悉馆藏,便于教学、科研特殊查考需要。”作为中国图书馆学和版本目录方面的专家,顾廷龙经常会收图书馆、研究所、出版社赠送的相关书籍、目录等等,顾廷龙有时会签上名,写上日期,然后精心保存。还有出版社的邀请函,以那时顾廷龙在图书馆业的地位,无疑是国内的权威,各大图书馆在古籍善本的整理上,以及出版社在拟定书目时,都会征询顾廷龙的意见。

从顾廷龙这批散佚的藏书来看,线装书不多,民国书有各出版机构印的排印本书目,还有民国时期的国学类书,以及工具书等,还有大量的信札、签条、卡片之类;而绝大多数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古籍版本类书籍,图书馆印的书目,各种古籍通讯(也有少量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物)。这些书中,大部分有顾廷龙的签名,也有其他人赠送给他的,因为顾廷龙是上海图书馆的馆长,有的书作者送一本,出版社再送一本;还有的是顾廷龙题写书名的,出版社自然送了样书,所以这批书中复本相当多,有的甚至有数十本。而这批书中最为珍贵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图书出版资料,与一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古籍版本类书籍,品相都十分好,有的触手如新。

这批顾廷龙的旧藏是怎么流出来的?有次淘完书,和阿杜在文庙一侧聊起了这批书的来历。阿杜说,这批顾廷龙的旧藏是他前几个月刚收到的,一共有好几拨,也花了不少钱。出售此批书的是顾廷龙的后人。查阅相关资料,顾廷龙有个儿子顾诵芬,出生于1930年,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专门从事飞机制造研究,但顾廷龙儿子是在北京生活(顾廷龙生命中的最后几年都是在北京和儿子一起度过的),怎么可能到上海的旧书市场出售;再说顾诵芬也是将近九十的老人了。那么是顾廷龙的第三代?或是在上海的亲戚?当然阿杜未及细说这批书的来历。

后从另外的渠道知悉:顾廷龙这批旧藏的散佚原因,据说是在筹建顾廷龙纪念馆时,顾廷龙的家属捐献出了一大批书刊信札资料,经过专家的遴选,剔除了一部分被认为较为一般的资料,而这些资料就当废品流入了旧书市场。顾廷龙纪念馆在上海长乐路富民路交界路口的原上海私立合众图书馆旧址,是几年前开馆的,但不知什么原因,目前并不对外开放,要想参观顾廷龙纪念馆的观众,可能要吃闭门羹了。而据收到这批顾廷龙旧藏的人所言,卖出的是顾廷龙的家属,而非单位,那么顾廷龙的旧藏应是退回至亲属处,而亲属再卖掉,然后流入旧书市场的。

在顾廷龙的旧藏中,有的是国外学者赠送的,如有一本《〈隋唐志传〉版本小考》,是日本奈良女子大学文学部研究年报第三十一号(1988年3月刊)抽印本,当初看中这本小册子,是因为封面写有漂亮的毛笔字——“顾起潜先生指教 笔者敬乞 一九九一年七月于奈良”,并钤有“横山弘印”。这是一本日本学者横山弘敬赠顾廷龙的抽印本。横山弘是日本奈良女子大学的教授,曾经在南京大学留过学,长期从事唐代文学的研究。横山弘私藏有《镌杨升庵批点隋唐两朝志传》(罗贯中著)十二卷一百二十二回,木版线装十二册,无论对研究《隋唐志传》版本还是研究晚明图画,都相当有价值。《〈隋唐志传〉版本小考》对明刊本《隋唐志传》姑苏林龚绍山刊本(日本东京前田育德会尊经阁文库藏),与横山弘藏金阊永寿堂梓行《镌杨升庵批点隋唐两朝志传》进行了校勘和比较,具有较强的学术版本价值(日本学者赠送顾廷龙的书刊资料比较多,我还见到过好几种,如日文的《宋版》小册等)。

顾廷龙是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早年毕业于北京燕京大学研究院国文系,曾任职燕京大学图书馆采访部、上海私立合众图书馆;1949年以后历任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馆长、上海图书馆馆长,主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顾廷龙是1998年8月去世的,距今也有二十年了,他的藏书从来好像没有流出来过,大部分藏书都应捐给了公共图书馆。顾廷龙的后人怎么会让他的藏书散佚,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之事,也成为了我心头的疑惑。

查阅顾廷龙的相关资料,1967年8月顾廷龙老伴潘承圭去世以后,老人悲痛欲绝:“内子衰病侵寻,后成瘫痪,饮食日减,终以不支,竟于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一瞑不视。时值文运伊始,未能赴告。退食之余,鳏居孤寂,睹物思人。除学习以外,偶理旧业,作辍无常,盼亲朋之捐书,而懒于作答。”(《致顾颉刚信》)此时顾廷龙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儿子又远在沈阳(之后顾廷龙每年春节都会去沈阳儿子处过年),老人的生活起居主要由潘景郑之女儿潘家曼照顾。

对于那个时期的经历,顾廷龙在1972年2月16日致顾颉刚信中也有所表述,其中涉及到他的家人情况、居住地、存书之处等,可了解顾廷龙那个时候的一些情况:

“龙于1979年秋,由上海市文物图书清理小组借调,从事抄家图书的清理工作,已逾一年。该组与历史研究所为邻,方诗铭、汤志钧等十余人标点《宋史》,日来搭伙,每日可得一面。龙丧偶五载,鳏居孤寂,幸身体顽健,寄食戚家,尚称方便。芬儿仍在沈阳,但工作甚忙,一年中出差在外者半年有余。媳妇在医院,离家较远,每周有二三次夜班,亦甚辛苦。小孙卫,已虚龄十岁,春季开学,将升小学三年级。他们不克到沪,我才请假来沈,欢度春节。满拟归途趋府奉候,小住一二日,一叙契阔。但买票困难,祗可另觅机会。现拟廿一、二返沪,听说车票亦不易买。上海,我仍住西康路一八一弄一号,房屋紧缩,尚待调整。部分自用书籍仍存长乐路,一时亦不能集中整理。惟近日记忆力日就衰退,随在须靠翻书,尤为苦耳!”(《顾廷龙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0月版)

顾廷龙在信中透露了诸多的信息,如他有个孙子顾卫,应该是上世纪60年代初出生的;他在长乐路上还有一个放书的地方;顾廷龙在上海具体居住地址是西康路181弄1号。因为这批散佚的藏书中,有不少是顾廷龙自用的,包括民国和上世纪50年代的旧书刊,那么长乐路就是一个线索。上海长乐路和富民路的交界处即是合众图书馆旧址,顾廷龙曾说:“长乐路书库(合众图书馆)二楼的每一部书,晚上就是不开灯我都能摸得到……要识书熟书,须得亲自阅览原书,合众25万册藏书,我本本翻阅一过,所以能像认识的朋友似的,一回想就能记起它们。因为泛览群籍,就难顾及自己的兴趣,我最初也有这种遗憾,身在书海之中,却不能从容浏览,有如庖丁烹饪盛宴,为主人享客,而自己不得染指。但久而久之,也就乐在其中了。图书馆就是为人民服务嘛!”(《顾廷龙年谱》)

因我看到的顾廷龙这批散佚的藏书是部分,有次便好奇地问阿杜还有些什么?阿杜说有两大箱民国书,多为国学著述;还有四五箱的小册子和故纸,有的已经卖了。当然还见其他人收到的扇面、字画、古书等。我问他有没有特别珍贵的?他说有的,一是顾颉刚的信和赠顾廷龙的书,顾廷龙是顾颉刚的族叔,辈份高,两人不仅是亲戚,而且在合众图书馆、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共事过;二是有一本开明书店初版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是陈寅恪签赠给顾廷龙的,陈寅恪签赠本稀见,此书特别的珍贵,所以阿杜把它带回了老家,自藏了,不准备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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