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谈
本次政协会议，民盟中央提交了《关于优化知识女性发展政策环境的提案》。参与调研的提案者之一、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程红表示，不太赞同所谓的女性不适合做科研、从事艺术工作的看法。提案提出了三条建议，一是进一步完善政策，体现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二是建立制度，加大对知识女性的激励，三是加强宣传，发出中国女性的“好声音”。
随着科技发展、社会进步，女性性别带来的天然障碍正越来越少；知识正赋予女性更多力量，使当代女性可以做到前人所不能。然而，在现实中，知识女性发展存在突出的“两高两低”现象。“两高”，一是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中，在校女生占在校生总数比例已超过52.5%，二是中国女性科技工作者约占科技工作者总数的40%，女性数量增速较高，占比提高。“两低”，在高级知识分子、相关职业的高级层次中，女性比例仍然较低。在中科院院士、工程院院士中，女性占比仅分别为6%和4.9%；在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和国家自然科学奖等获奖者中，女性为第一完成人的占比仅有6%。
造成女性在科研方面弱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些是观念上的，有些则是现实条件的制约所致。比如“女性不适合做科研”这样的看法，把科研人员中女性偏少，归之于先天原因（如生理结构、“大脑差异”），这样的偏见实在不值一驳。从居里夫人，到吴健雄、屠呦呦，这些杰出女科学家都是“女性不适合科研”活生生的反例。著名经济学家、曾担任哈佛大学校长和美国财政部长的劳伦斯·萨默斯表示男性女性在科研能力上的不同，可能是因为生物学上的差异引起的。这说明，即便尊为哈佛校长，性别上可能也会存在偏见。这样的偏见如此根深蒂固，以致遮蔽了常识。
当然，现在大概很少有人会公开讲“女性不适合科研”这种话了，然而在现实中，歧视性的做法依然大行其道。“先天论”站不住脚，“后天论”开始大行其道。比如我们学校有位博导，曾经公开说“不招女博士”，其解释是女生要么读了博“嫁不出去”，要么念完书拿到学位，却回家相夫教子，“浪费国家资源”。因此博士生录取复试，不知多少考官面对投考的女生，首先就问“有男朋友了没有”“结婚了没有”，男生则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要说女科学家为啥那么少，很可能博士录取复试就已经让一大批女性没能踏出进军科学界的第一步。
可是这些“后天论”者也不想想，假如没有女性生儿育女、操持家务，社会如何运转延续？家庭如何维持经营？据《卫报》报道，今年4月，《英国科学哲学杂志》副主编伊丽莎白·汉农博士发现女性学者提交论文的数量近期呈现急剧下降趋势，而男性学者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因疫情隔离在家期间，女性科研工作者要承担更多照料孩子和做家务的责任。有些女学者觉得丈夫应该承担更多责任，无奈女性普遍收入较男性少，且工作时间较为灵活，大部分育儿和照顾责任“自然”就落在了女性身上。
说到这里大家就能明白，要让大学讲台上、科研机构里的女性多起来，前面有多少道坎：录取的时候不拿性别、婚育说事；提高女性收入，让挣钱少不再成为在家带孩子的理由；在论文发表和晋升方面设立新的标准，别让生孩子这件事拖了女学者后腿……这些都能切实改变女性科研上的不利地位。总之，不能把性别差异等同于女性的能力弱势，进而造成女性的实际弱势，这是我们在思考知识女性发展问题上的基本原则。 □麦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