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典籍博物馆珍藏的宋刻本《昌黎先生集》和《河东先生集》，韩柳两大家合璧生辉。
南都讯 记者黄茜发自北京 中华典籍从甲骨刻辞、青铜器铭文、竹简、帛书、石刻文字，到后来的纸质写卷、刻本，渊博浩瀚，世所罕见。国家图书馆作为国家总书库，截至2019年，馆藏文献总量已达4000多万册（件），其中善本特藏近300万册（件）。国家典籍博物馆依托于国家图书馆丰富的馆藏，为广大群众提供了一个近距离领略中华典籍文化的空间。临近第44个“国际博物馆日”，近日，南都记者特意走访国家典籍博物馆，邀请专家为读者讲典籍、兜家底，聊一聊国家图书馆庋藏的几件拱璧之珍和它们的递藏故事。
敦煌遗书《辨亡论》
2020年是敦煌藏经洞发现120周年。1900年6月22日，王道士在清理莫高窟底层泥沙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敦煌藏经洞。从这里出土了6万多件敦煌遗书，时间跨度从4世纪一直到11世纪，洞内的文献以写本为主，也有少量的印本和拓本。敦煌遗书的内容涵盖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科技等方方面面，被称为“中古时期的百科全书”。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林世田为我们介绍的这卷敦煌遗书，题名为《辨亡论》，是西晋时期著名文学家陆机的政论名篇，由唐人用官楷书写。《辨亡论》主要反思东吴的兴亡，同时也记述了陆机的爷爷、父亲辈建立的不朽功勋，以表达自己建功立业的渴望。这篇政论被收入《昭明文选》和陈寿《三国志》，流传至今。
在陆机生活的时代，正好是纸本文献代替竹简的重要时期。林世田介绍，当时出现了一种读书的方法，叫做“手抄口诵”，一边读，一边抄写，以便加强记忆。“因为是为了加强记忆，所以抄写的时候，有时候光抄写他需要背诵的地方，遇到一些没有意义的虚词，就给删掉了。另外遇到很多古人写的晦涩难懂的地方，又换成了他自己习惯用的字。抄写者也根据当时他所在的地域用的俗体字、异体字来代替过去的所谓正体字。”
因此，敦煌遗书中唐人写的这卷《辨亡论》，如果拿它和《三国志》《昭明文选》里边收的《辨亡论》相比较，文字有殊异之处，这是写本时代的一个特点。此外，该卷唐人写经为黄卷墨书，观之沉静雅致。林世田告诉南都记者，在南北朝时期，纸张都会经过染黄，即用黄柏加工成液体涂抹到纸张上。首先颜色特别的端庄、明亮；此外还可以防止虫蛀。
宋刻《昌黎先生集》和《河东先生集》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推荐的是两部绝世宋刻《昌黎先生集》和《河东先生集》。
《昌黎先生集》是韩愈的诗文集，《河东先生集》是柳宗元的诗文集，两部书各40卷，均刊刻于宋代。刻书家署名为“廖氏世綵堂”，世綵堂主人廖莹中是南宋权臣贾似道的门客。由于此书“字体隽秀，刀法剔透，纸莹墨润，字体在褚柳间，精雅绝伦”，被历代藏书家视为传世的无上神品。
陈红彦告诉南都记者，明代的时候，《昌黎先生集》和《河东先生集》都收藏在一位叫做项元汴的藏家手里。后来时移世易，陆续变换藏家。
民国年间，著名藏书家陈清华将《昌黎先生集》收入囊中。另一部《河东先生集》则入藏南海潘氏宝礼堂。陈清华悬价2万大洋，与宝礼堂协商，或者潘氏将《河东先生集》转让陈清华，或者陈清华将《昌黎先生集》转归宝礼堂。“因为陈清华是一个银行家，财力比较充足，而宝礼堂财力不及陈清华。所以最后，陈清华把宝礼堂的宋刻的《何东先生集》收到了手中，成就了两部绝世的无上神品的合璧。”
“说起这2万大洋呢，当时有人换算过，600到800大洋就可以买北京很好的一个四合院。所以这一部40册，应该说是价值连城了。这也成就了一段书林佳话。”陈红彦说。
据悉，1949年，陈清华将两部宋刻携至香港，到20世纪50年代，陈清华因生意上遇到困难出售藏书，在周恩来同志的亲自过问下，中央政府斥巨资将两部宋刻从香港购回，入藏国家图书馆。
《古迂陈氏家藏梦溪笔谈》
国家图书馆展览部副主任顾恒带我们观摩的藏品是《古迂陈氏家藏梦溪笔谈》。《梦溪笔谈》是一本涵盖了天文、地理、生物等等诸多领域的古代科技百科全书，作者是1000多年前北宋的沈括。
顾恒告诉南都记者，沈括为官时曾出使北方的许多国家。在此过程中，他看到了北方人民在生活中使用的科技农耕方法、作战的方法等等，学到了很多知识。后因友人兵败，他被连累罢官，移居到今天江苏镇江的梦溪园，开始写作自己的见闻录，即《梦溪笔谈》。
“《梦溪笔谈》里记录了活字印刷术，而且还记录了泥活字的可行性。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被炒得火火热热的‘石油’这个名词，其实是沈括给它起的名字，而且他还大胆预测，‘此物后必大行于世’。还有一个最大的亮点是磁偏角的记录。西方对磁偏角的记录大概在1492年，在哥伦布航海的过程中记录的。但沈括对它的记录比哥伦布早了400多年。”
《古迂陈氏家藏梦溪笔谈》是一本“蝴蝶装”的古籍，和我们寻常所见的古籍截然不同，版心特别小，周边留白开阔。有人认为此书是东山书院的学生用的刻本，留白处可用于记笔记。也有人揣测版心小是为了减少书页的磨损。顾恒说，“蝴蝶装”的《古迂陈氏家藏梦溪笔谈》一直是国图的一个“未解之谜”，具体成因尚待方家考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