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文版《格奥尔基·伊万诺夫传》封面。
□ 马海甸
一套丛书在俄罗斯延续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它就是创始于1890年、由图书出版商弗罗伦季·帕夫连科夫主编的《名人传记》。这套以配有人物肖像为特色的丛书原计划出版二百部，后因编者去世（1900年）而中辍。1933年，苏联作家高尔基在国营青年近卫军出版社总领这套丛书的编纂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国络绎出版的多部俄苏文学家传记，即以《名人传记》为底本进行迻译。苏联解体后，很多国营出版社如苏联文学艺术出版社、作家出版社等都随而关闭，唯独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岿然独存，这一选题仍为它的接办人所承袭，同《诗人文库》一样，时代嬗变，仍无改其传递文化之初衷。
当然，这一丛书不能也不可能一成不变，它须与时并进，适应社会和读者的需求。日前我在两家俄罗斯图书网“游弋”，赫然发现，就在今年，该丛书出版了两部大部头的诗人传记，其一是唯美派诗人阿法纳西·费特传。费特写诗，不大接触现实政治，对民生也少所闻问，专以表现爱情的心理活动和大自然的倏忽变化为能事，托尔斯泰曾在致他的一封信里这样写到：“拆开信件，我首先读到的是您的诗，我鼻子发酸：我跑去找妻子，想给她念一遍；但感动的热泪令我无法读下去。这是一首罕见的诗，不能增益删减，或窜改一字；它本身就是活生生和妙不可言的。它是这样的美好，在我看来，这不是一首偶然之作，而是被堵截良久迸涌而去的第一泓清流。”尽管其作颇得大文豪的赞赏，但在苏联时代的文学史，他的地位还不如李商隐和李贺之于中国诗史。近年费特在俄国学术界行情看涨，这部近五百页的传记，是俄罗斯学术界继两大厚册的《费特及其文学遗产》之后的又一成果。近些年来，有翻译家致力翻译费特，也许，这些研究成果的出现，对较为理想地还原大诗人的作品不无裨益。
其二，是女诗人传记《切鲁宾纳·德·加布利亚克传》，这个几乎不为人知的名字乍一看不像俄国人，但对俄国诗歌史稍有涉猎的人，应该知道这是诗人叶丽莎维塔·德米特里耶娃的笔名。书厚七百余页，对于一个只活了四十一岁、诗作也不多的诗人，何以传记作者花了如许多的篇幅来挖掘她的一生，不免引起我的好奇。我藏有加布利亚克的一部文集《自白》（《时代象征》丛书之一），2001年初版后就不曾再版。收诗不足百首，诗剧凡二，自传及散文《自白》各一。这位女士在苏联时代消声匿迹，最早提及她的是1989年莫斯科现代人版《缪斯的女皇——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俄国女诗人》一书，但简短的作者介绍只有干巴巴的数字和诗名，对诗作特色和成就不置一词。小说家阿列克赛·托尔斯泰在回忆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的文章中曾这样形容加布利亚克的诗作：“她漂亮而动人的诗章是虚伪、忧郁和色情的混合体。”也就在同一篇文章里，托尔斯泰谈到象征派诗人、画家马克西米利安·沃洛申和古米廖夫为她而决斗的轶事。这一插曲不但令两位斯文人如好斗的公鸡，而且由于事涉众多白银时代诗人如安年斯基、马科夫斯基及库兹明等等，在当时成了一件大新闻。
本世纪新版诗人传与旧版的最大不同处在：前者以白银时代诗人为主，全部新写，有的还出了不止一部，如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已各出两部。阿赫玛托娃和曼德尔施塔姆两传尽管略嫌单薄，却是填补空白的新著。勃留索夫（2006）、格奥尔基·伊万诺夫（2007）、赫列勃尼科夫（2007）、梅列日科夫斯基（2008）、K.P.（康斯坦丁·罗曼诺夫大公的笔名， 2010）、勃洛克（2012）、霍达谢维奇（2012）、萨沙·乔尔内（2013）、库兹明（2013）、索洛古勃（2014）、克留耶夫（2014）、巴尔蒙特（2014）、尼古拉·古米廖夫（2015）、谢维尔亚宁（2018），从这个可能未尽齐备的书目来看，排得上号的白银时代诗人已基本立传。黄金时代的诗人传记，由于上世纪已有多种著作，故而新著不多，仅有维亚泽姆斯基（2004）、巴拉丁斯基（2009）、巴丘什科夫（2011）、丘特切夫（2009、2013）数种。苏联诗人（以殁于苏联解体前者为准）的传记，有鲁布佐夫（2001）、沙拉莫夫（2012）、特瓦尔多夫斯基（2013）、阿尔谢尼·塔尔科夫斯基（2013）、马雅可夫斯基（2016）、叶赛宁（2020）五种，后二种苏联解体前有不同作者撰写的同名著作，但对两位诗人悲剧性的结局解释迥异。上世纪五十年代苏联曾崛起一批名为“大声疾呼派”的诗人，眼下他们中间最后一位叶甫图申科已于两年前谢世，《名人传记》遂不失时机地推出沃兹列先斯基、维索茨基、奥库扎瓦及叶甫图申科四位诗人的传记。俄罗斯诗歌又有“青铜世纪”一说，但与上两世纪各拥有十数位诗人不同，它仅有布罗茨基一人，丛书于2011年出版洛谢夫著《布罗茨基传》。
以上数十种传记，是就传主的贡献（诗歌创作，但他们不一定是职业诗人）而论的，它们的数量不但多于作家、艺术家，而且也多于政治家和军事家，可见过去人们经常引用的叶甫图申科那句诗：“在俄国，诗人不仅仅是诗人”殆非虚言。可惜的是，这些传记已译成中文的仅一部，即贝科夫的《帕斯捷尔纳克传》，人们往往舍难就易，于是一窝蜂地重译。我不反对必要的重译，但在某些重译已近乎滥的情况下，出版家和翻译家们何不改弦易辙，把更多资源用于移译诗人传记和研究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