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家新
南都编者按：王家新，诗人。1957年出生于湖北省丹江口市，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该访谈是王家新近期就某网站“疫情期间的写作与阅读”的提问写下的书面回答。它提出了一个诗人如何面对社会重大事件，如何应对新的挑战，如何处理诗与现实的关系，如何从苦难中发掘和提取等一系列重要的问题。
1、“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你的生活有了怎样的变化，对你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我的“疫情期间”的日子最初并不是在国内度过的。2020年1月24日，也就是除夕那天，我们全家按原计划从北京飞往巴黎旅游度假。就在我们走的头一天，武汉市宣布封城。可见这会是怎样的一次旅行！所以即使在法国，在旅途中，我们一有时间都在紧张地刷微信。如此巨大的愈演愈烈的可怕灾难，把我们每一人都卷入了其中。我们能轻松吗？巴黎一如暨往地迷人，法国的朋友们都挺好，法国南部的乡村也是那样的美，只不过那种美，已是一种要让人流泪的美了！这一切，正如米沃什在一首诗中所引用的小林一茶的那两句诗：“我们走在地狱的屋顶上/凝望着花朵。”
我们是于2月9日凌晨乘坐中国民航回到残雪中的北京的，回来后就按要求在家隔离14天，和其他人一样，分享着同一种命运。尤其是我还是一个湖北籍人，我也不能不日夜关注、忧心在我的家乡发生的一切。当然，我也试着进入写作状态。但是，写作能承担现实的沉重吗？这本来是我三十年前在一首诗中提出的问题，现在又提到我们面前了。我最近有一首诗《在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中》，诗中写到我的下乡抗疫的弟弟和家乡人的艰难处境，而我在北京自我隔离的家里听着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在那“钢琴与弦乐的痛苦对话中”，我能做什么？我什么也不能做，除了流泪。
2、在此期间，原来的写作计划是否被打断或者由此开始新的写作计划？
今年4月20日，是策兰逝世五十周年纪念，在出去旅游之前我完成了关于策兰的一些翻译和写作，按原计划回来后会写一些这次旅途的诗，并整理和编选我的几本书，出版社也在催。但这一切都放下了。
我更想写的，是当下的感受，或是以写作来抵达一个“未曾在场的当下”，甚至是向“当下我们绝对无力经历的那个部分的回归”。所以回来后这一段时间内，我写了十多首诗，还有一篇和当下有关的随笔。这些诗文有些贴在微信朋友圈后，一些朋友很关注，说它们是“源源不绝的证词”，“一边读一边流泪”。我感谢这样的读者。我们不能做什么，但是必须发出声音。而作为一个所谓的诗人，我们这一段的内心经历也不能白白度过。如此而已。与成千上万的人正经受的巨大苦难和煎熬相比，我们的那些东西也简直不值一提。我最近有一首以一位武汉女孩在这次疫情灾难中的经历(她的父母和哥哥都感染了，母亲最终“走了”，只留下一张纸条)为题材的诗，诗中有一种强烈的悲痛感和无力感，也有“词语重如山，我们拖不动”这样的句子。这为一个诗人所拖不动的“词语”，不仅是母亲留下的一张纸条，也是全部的现实，是因为一场巨大的灾难而变得更加沉重的诗歌本身。
3、在此期间，你读了哪些书或作品？
一个作家的“阅读”不单是限于几本具体的书，而是整个世界和当下的现实。发生在当下的这场席卷全球的灾难更是一本我们不能放过的“大书”。我们已被凶猛异常的现实逼到了一个死角，我们需要读什么？所以在武汉封城前后的那些天，我想读到的也不是别的什么书，而是媒体记者们冒着巨大风险的现场报道，还有那些对“真相”的追问。它们不是诗，它们只用实事讲话，但也恰好让我想起了米沃什对诗的定义：对真实不懈的追寻。
问题更在于，这次疫情的发生，其可怕和迅猛，不仅远远超出了预料，也彻底暴露了我们的脆弱、贫乏，对每一个写作和思考的人都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比如说，加缪是我高度认同的作家，十七年前SARS期间，我曾读过他的《鼠疫》并写过一篇随笔文章。但是今天看来，加缪对人类“与黑死病天使的角斗”的讲述仍过于温和。现实之诡异和恐怖程度，恐怕超出了任何人的理解和想象。如果你不好好读这本“大书”，如果你经历了这场巨大的危机，而你对世界和现实的洞察力、思考能力和反应能力却未能提高一步，那你的书读得再多也没有用，你的写作也只会愈来愈苍白和廉价。
4、在此期间，你的写作有怎样的进展或者调整，变化？
面对如此可怕、如此不可思议的灾难，我首先有的，就是一种无能感和羞愧感。那种不经过良知真实刺疼也经不起检验的写作，无论怎样煽情或怎样花哨迷人，在我看来都根本不值一提。
当然我也在紧张地思考和调整自己的写作。历史上的几次重大事件，曾对我的写作起到了某种重要的实质性作用。这一次呢？回之前走在巴黎香榭里舍大街上时，我曾想起米沃什写有一首《路过笛卡尔大街》。我们呢？我们能否发出那样的真实而富有洞穿力的声音？面对一个发生可怕灾变的世界，我们那些惯有的诗学“武器”是不是也有点失效了？
无论如何，我们的写作得与现实“相称”。首先，这场灾难对我们的巨大“搅动”，已远远超出了平常时期。今年为闰年，疫情最严重的二月份比寻常年份多一天，所以我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而我们的悲伤，耻辱，愤怒和忍受/比帕斯捷尓纳克的二月/还多了一天。”这就是现实对我们的“慷慨馈赠”。而我们涌流的泪水，我们揪心的现实经验也在日夜要求得到表达，不然我们就会更加不安。
不仅如此，不仅“要写的东西”很多，面对这场巨大的苦难，写作的伦理标准也更高、更严酷了，对一个诗人也必将提出更严格的要求。我那首以那位武汉女孩的疫情经历为题材的诗，在网上迅速广泛流传(可能已有过百万的阅读量了，我也没想到)，但是诗人们和真正用心来读的读者会看到，该诗的重心乃在于诗的后半部分：
看了这张纸条，我一阵泪涌。我走下楼去。
我觉得我们也没有必要写诗了。
词语重如山，我们拖不动。
这日子以后怎么过，油盐酱醋怎样一点一点省着用，
岳阳楼上的杜甫也不知道。
而要听到那天国里的叮嘱声，我们也缺一只孤儿的耳朵。
我们都已写得太多了。
把诗作为一种遗言，把爱一字字留下，
只有一位当妈的在她最后的时刻
才可以做到。
可以说，这一节诗就体现了我在一种巨大冲击下对诗与现实、诗人何为、一个诗人的写作如何从苦难中发掘和提取，如何面对我们以后“要过的日子”等一系列问题的考量。一位诗人在读后留言：“瘟神送走后，我们该如何重活？如何重写？/王家新：把诗作为一种遗言。/就凭这一句，我敬重王家新。”而我们也要对得起这样的“敬重”。
5、通过这次事件，你觉得，一个作家应如何面对社会重大事件的发生？
的确，这次可怖的疫情不同于一般的地区性灾难，它当属一次把整个国家、整个世界和我们每一个人都卷入其中、甚至是和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死攸关的社会重大事件。有些人在这次显得很“高蹈”，但那不过是在作戏。我们不想面对也不得不面对。就我个人来说，这一次还有一个“转折点”，那就是当我在巴黎得知李文亮医生离去的那一刻。我也知道我该做出怎样的选择了。我们决定不再延迟回国(本来想改回程时间，国内和巴黎的朋友也要我们多留一留)。
我们就这样于2月8日从巴黎登上了回国的航班。我知道回来后什么也不能做，我们甚至连“挺身而出的凡人”也谈不上。但是，也正是在那样的时刻，我想起了阿赫玛托娃《安魂曲》那个伟大的开篇题记：
不，不是在异国天空的穹窿下，
也不是在陌生羽翼的庇护下——
我是和我的人民在一起，
就在那里，在他们蒙受不幸之时。
一个作家应如何面对社会重大事件的发生？像阿赫玛托娃这样的诗人，已为我们昭示了一切。而我也必须要向那些在这次灾难中挺身而出、发声和做事的作家诗人们致敬。我也再次感到了：真正的诗，不单是写在纸上，它也必定是最真实、深刻的生命实践，是开花、舞蹈，但也是流血和流泪。我只惭愧我自己做得太少。
2020.3.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