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中心。远处的舞者吸引了市民的目光，大家一起引颈远眺。 南都记者 徐杰 陈冲 陈灿荣 董梓浩 摄
十八大以后，深圳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推出了一批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改革项目，为全国的全面深化改革勇探新路。我们看到，在制度创新方面深圳“勇探路”，在城市格局方面深圳“强规划”；在区域协作方面深圳“共成长”；在走向国际方面输出“深圳发展模式”；在改革路上研究“特区立法”；在跨城合作方面首创“飞地治理”；在改变未来方面创建“数字政府”……特区精神，一脉传承，永远在探索，永远在见证。特区40，见圳成长。
风起前海：
制度创新策源地
“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这十二个字如今就挂在前海管理局的墙上，成为前海近些年来飞速发展的注脚。2010年8月，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之际，国务院正式批复《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特区中的特区”由此诞生。前海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发展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
2015年4月，前海蛇口自贸片区挂牌成立，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出制度创新成果逾560项。而在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支持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建设国际开放创新中心的若干意见》于近期印发，提出以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双轮驱动，打造新时期深港科技创新合作的典范平台。
今年4月，深圳市政府发布《关于复制推广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第五批改革创新经验的通知》，列出43项改革创新经验向全市复制推广，涉及加速税务“人才高地”建设、建设跨境电商全业态监管功能区、推行外汇管理改革政策、打造“湾区跨境托管+”综合服务方案等事项。
前海制度创新的成果不单在深圳得到复制推广，部分重要成果也在向全省全国辐射。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曾这样评价：前海蛇口自贸片区制度创新的广度和深度，已经开始引领全国自贸试验区的改革创新。据悉，截至今年5月，前海蛇口自贸片区已累计推出制度创新成果560项，一批制度创新成果属全国首创并向全国复制推广，彰显了前海蛇口自贸片区“制度创新策源地”的作用。
城市张力：
特区规划格局重塑
制度创新的改变从前海开始，而城市的改变则从规划开始，纵观深圳近十年来的城市变化，能看到其中自有规律。深圳的发展，有着自己的张力。
十多年来，老深圳人发现从如数家珍的罗湖、福田、南山、盐田、龙岗几个行政区外，“后浪”一浪接一浪地出现，甚是精彩。特区的行政区格局已经重新形成，且各有风情风景以及风骨。
“这一切都是在提高战略性空间的利用率。《2010版城总规》中我们提出，除了福田罗湖之外，发展前海，成就城市双中心，十八大后，前海成为国家战略的新高地。另外，还多个战略性节点被培育起来。规划里的四大新城中的龙华、光明、坪山都演变成行政区了。这些发展改变了此前特区外扁平化蔓延化发展的问题。”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总规划师、深圳市城市规划协会会长邹兵说，“先是有了规划这些新城，然后再推动行政区划，可以说，深圳行政区划是随着规划走的。”
特区一体化，而非同质化，这是深圳人最欣喜的地方——从光明的世界一流科学城，到坪山的文化自信，到龙华的交通枢纽地位，再到大鹏的滨海生态旅游……每个区都像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人设清晰，可爱动人。
“10年来深圳在城市空间的扩展和充实化上，质量和成效明显。从2010年启动特区内外一体化到2018年开始实施的’东进、西协、南联、北拓、中优’的战略，深圳的均衡性发展得到了很好的增强。”深圳市都会城市研究院院长高海燕说，“深圳各区都在经历一个城市化-城市现代化的周期，至今仍然在进行。在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城市综合能力之后，会再次寻求核心竞争力的建设。这就是今天看到的一区一品。”
向外延展：
深圳都市圈的力量
继续发展，深圳向土地要效益。作为一个土地面积仅1997.47平方公里的超大型城市，深圳面积相当于北京的1/8，上海的1/3，广州的1/4，管理人口却高达2000多万人。
在2018年那场新一轮城市总规启动会上，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深圳分院总规划师罗彦表示，深圳要到更大的区域里进行资源协调。所谓“更大的区域”，是参照国际大都市的建设，在50-80公里范围内配置深圳作为深圳都市圈核心城市所应有的资源。
当年4月召开的深莞惠经济圈（3+2）党政主要领导第十一次联席会议上，东莞主动透露出来的一则信息引发社会高度关注：将参照深汕特别合作区有关做法，推动在东莞、惠州邻近深圳地区划出一定区域，规划建设跨行政边界的功能协调、产业互补、成果共享的区域协同发展试验区。
深莞惠区域协同发展试验区的提出，特别是“增量部分由三地政府在协商基础上按比例分成”，被外界视为是跨区域合作的一个重要的突破，亦为深圳都市圈的出现埋下了伏笔。据深圳市2020年工作计划，深圳将加快推进深圳都市圈规划编制，其中明确提及，将协调莞惠河汕四市共同参与，强化空间规划衔接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快深莞惠协同一体化发展。
破局的另一个重磅信号，见诸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6月，这份权威杂发表题为《“三区”叠加扩权赋能探索建设大深圳统筹合作示范区》的署名文章。文章指出，深圳都市圈的建设，不是寻求行政区划上的扩容，而是借助飞地经济、同城化、经济圈，做大做强自己的统筹范围。
从深港合作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从深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再到深圳都市圈建设；从深莞惠区域协同发展试验区再到深珠合作示范区。这十年来，作为创新动能十足的深圳，一直都在多个层面、多个区域平台上，努力推进区域间的交流和协作。
迈向国际：
被寄予更高的厚望
1980年，人们在蛇口工业区竖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牌，意欲学习香港模式的时候，从没想过在40年后，“学深圳，赶深圳”的标语牌也会在其他城市竖起，学习深圳成为了一种新的潮流。
如今，深圳成为国内其他城市学习追赶的对象，深圳的发展模式甚至输出到国外。“谁是下一个深圳”“国际上谁在造深圳”的话题定期都要被拿出来热炒，这背后既是对深圳的肯定，亦是对深圳寄予更高的厚望，希望她成为影响世界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的全球顶级城市。
2017年，时任日本内阁副大臣的越智隆雄访问深圳后感叹道：“硅谷的3个月，是深圳的两个星期。深圳是一座‘沸腾的城市’。”2018年2月，日本《现代周刊》副主编近藤大介考察深圳后撰文称，深圳已经拥有从“一维”到“三维”的全方位产品，这也是为什么人们会觉得深圳已经超越硅谷。
和日本政要来深时感受相同，来自英国、美国、法国等地的记者来到深圳时，也为深圳的高新科技点赞，呼吁更多的人来深“开眼界”，并推崇加强与深圳之间的合作。法国欧洲第一电台记者就曾撰文称，欧洲人低估了深圳的发展，很多人还以为华为是中国唯一的智能手机制造商，希望他们赶紧来中国“开开眼界”吧，因为深圳在几年里已经成为生产电子产品的“王者之城”。
站在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的时间节点上思考，为什么近年来深圳的发展模式再次走红？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圳加快建设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构建起“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的全过程创新生态链，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凸显，这是深圳发展模式的底色。
特区成立40年，深圳要向前走，深圳的发展也要有更新升级模式。根据《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规划，深圳“到2025年，深圳经济实力、发展质量跻身全球城市前列；到2050年，深圳成为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卓著的全球标杆城市”。可以预见的是，在迈向全球化的道路上，深圳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而深圳的传奇还将继续书写。
肩负任务：
用好用足特区立法权
由“先行示范区”的《意见》继续来说开去，设想一个更大的深圳未来，起点仍要回到改革上来，这一次要探讨的“用足用好经济特区立法权”的改革。
深圳市人大于1990年底成立，全国人大于1992年授权深圳特区立法权。截至目前，深圳通过法规及有关法规问题的决定483项，超过三分之一法规是在国家和地方立法没有先例的情况下开全国先河、填补国家立法空白，为国家层面立法积累经验。
《意见》明确深圳要成为法治城市示范，用足用好经济特区立法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圳特区立法的主要任务仍然是改革创新。凡属先行性、实验性、创新性的制度建设，深圳运用经济特区立法权立法，发挥经济特区立法权在解决经济社会发展深层次矛盾、突破改革发展瓶颈方面的优势，助推深圳改革开放纵深发展。
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全面铺开、纵深推进的关键之年。宋明认为，深圳要用足用好经济特区立法权，以更具突破性的改革激发活力，以更高水平的开放抢占先机，充分释放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的“双区驱动效应”，为国家全面深化改革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站在新的历史节点，深圳肩负的改革任务更加繁重。在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全面开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新征程中，拥有经济特区立法权、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是深圳改革发展的重大优势、重要手段。
2020年，深圳市人大常委会拟新提交审议立法项目29项，其中新制定法规14项。这些立法项目均围绕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五大战略定位展开，积极推进重点领域立法，加大有效制度供给。深圳市人大常委会表示，要立足变通创新，在用足用好经济特区立法权上担当作为，拿出一批实实在在、有分量的立法成果，为充分发挥“双区驱动”效应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创造模式：
“飞地经济”的样本价值
面向未来，不光有“用好用足特区立法权”的重任在肩，还有探索创新区域合作模式的重要使命。2020年7月25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在以《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合作 协同发展》为题的报道中点赞深汕特别合作区。报道中指出，深汕特别合作区打通行政区划的限制，小到固定电话区号、公交车车牌，大至行政事项审批等，全都执行深圳标准。
深汕特别合作区深入打造区域协调发展的“飞地经济”样本，受到了广泛的关注。2018年12月，深汕特别合作区揭牌，深汕特别合作区成为深圳第“10+1”区，迎来了蝶变。体制机制调整后，深汕特别合作区形成由深圳全面主导、汕尾积极配合的合作格局，显著区别于国内其它“飞地”。深汕特别合作区体制机制调整，被视作是创新区域合作模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加快推动深汕特别合作区开发建设，既可拓展深圳市发展空间，未来更要带动汕尾跨越式发展，对于探索区域合作协调发展新路具有重要意义。
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迎来粤港澳大湾区和先行示范区“双区驱动”重大历史机遇的深圳，在区域协调发展中也走在前列、勇当尖兵。深圳正进一步提升城市发展能级，更好发挥辐射引领作用，当好“发动机”和“动力源”，携手共绘区域协调发展新画卷。
党的十九大以来，广东省着力构建珠三角核心区、沿海经济带、北部生态发展区“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新格局，深圳积极融入省“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新格局，强化高水平互动发展。从区位来看，深汕特别合作区正好处于珠三角核心区和沿海经济带的连接点。从资源禀赋看，深汕特别合作区山、林、海、岛、河、湖、温泉汇聚，原有人口少而可建设用地多、开发强度低，土地资源禀赋深具价值，也是与深圳具互补性之所在。以“飞地经济”带动区域协调发展，深汕特别合作区率先探路。
值得留意的是，2019年8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重磅发布，中央以最高规格文件赋予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的重大历史使命。《意见》在“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部分明确提到“创新完善、探索推广深汕特别合作区管理体制机制”，这也被解读为深汕特别合作区由广东战略提升为国家战略，深汕特别合作区的探索具有先行示范的价值。
统筹：南都记者 傅静怡
采写：南都记者 王睦广 黄璐 黄海珊 傅静怡 张小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