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方舟。 孙俊杰 摄
圳在发声
“40年间，深圳的发展经历了很多的风雨。但深圳在短短几十年里就成为一个超千万人口的城市，这是人类城市发展史上的奇迹”，谈及深圳这些年的变化，“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方舟日前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直言，这座城市的发展超出了人们最初的预想。
长年从事深港两地合作事务，观察和研究深港两地关系，方舟有着自己的独特视角和观点。他认为，在当前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和先行示范区的双重利好下，深圳面临着全新的发展机遇，也承担着新的历史使命，需要率先尝试要素的便利化流动和规则对接，为深港两地合作打破制度藩篱。在他看来，深圳是香港联系大湾区腹地的桥梁和支点，深港合作更是奠定大湾区建设的基石，无论是产业协同，还是跨境合作，深港合作都在湾区里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
谈深圳发展 从3万人口到上千万人口， 深圳的发展超出人们的预想
南都：在您看来，深圳在40年间的发展中，整座城市发生了哪些变化？
方舟：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区前特首梁振英先生曾跟我分享过他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他早年间从事城市规划和测量工作。1979年的时候，在深圳经济特区正式宣布成立前，他作为首批被邀请到深圳去的香港专家之一，进行城市规划的工作。
当时深圳方面提出规划一条城市的主干道，也就是现在大家所熟知的深南大道。香港专家询问道，规划主干道的话，深圳城市规模预期是多大？当时筹办特区的领导表示，初步可按30万人口来规划。
而当时深圳经济特区还没正式成立，常住人口只有3万人，香港专家们听完后觉得野心太大，心想这么短的时间里怎会发展出10倍的人口？他们当时认为30万人口的指标太高。后来梁先生说，如果如今大家感觉到深南大道塞车，那就说明当年的专家远见不够。
实际上这个故事也反映了深圳的飞速变化，可以说这个城市的发展超出了人们的预想。
南都：您还记得第一次来深圳的时候，有哪些印象深刻的场景吗？
方舟：我第一次来深圳的时候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当时还有一线关、二线关，需要拿边防证或者要凭护照才能进入特区范围内。但是那时候的深圳在国内的知名度已经很高了，因为当时国内还没有全面开放，深圳相当于是整个国家内、市场经济试验的一个标杆。大家都带着好奇的眼光看深圳到底如何发展。
这40年里，深圳的发展经历了很多的风雨，也有过争议和批评，之后也曾经历几次转型，甚至是面临所谓“特区不特”之类的讨论和挑战。但整体来说，世界上可能没有一个城市，能够像深圳这样在短短40年里发展成一个超千万人口的城市，这是人类城市发展史上的奇迹，这个评价我觉得是当之无愧的。
谈深圳角色 深圳要成为现代化标杆城市，为其他城市起到示范作用
南都：在您看来，这种“深圳奇迹”能否复制？深圳特区的成功背后有哪些因素？
方舟：深圳模式不能够被简单复制，现在我们国家的基础，跟当时上世纪70年代末的时候也完全不同。客观来说，深圳的早期发展也得益于地理上毗邻香港。
香港作为国际门户和窗口，给深圳带来的辐射作用是很大的，对深圳的头20年发展十分重要。举例来说，华为作为民营企业的标杆，早期通过从香港进口程控式交换机发展起来，后来开始了自主研发的道路。
深圳的另外一个成功经验，是作为移民城市吸纳了大量外地人才。从这方面来看，移民城市所产生的活力是非常强的。深圳经济特区的成功，既有其主观因素，也有客观的因素，集聚了天时、地利、人和。
南都：过去深圳在国内城市中承担的定位，主要是“经济特区”；在当前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和先行示范区的双重利好下，深圳面临着全新的发展机遇。您认为深圳的角色发生了哪些变化？对标全球标杆城市的要求，深圳面临哪些挑战？
方舟：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一个重要的战略区域规划，对标世界上其他几个主要湾区。它和中国内地其他一些主要的城市群相比，最大的特殊性在于它的一个湾区、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及货币体系，四个中心城市。
理论上，区域的人力、物流应该是比较紧密的，实际上在大湾区里因为边境的存在，要素的流动，包括人、财、物和信息在内的流动，存在不少跨境流动的障碍，以及市场管理规则没有对接的问题。
国家为什么要把过去的“大珠三角”区域，用一个全新的大湾区概念重新定义和规划。这不仅仅是改个名字、换个“马甲”这么简单，里面包含两重意义。第一，湾区是对标世界上几个核心湾区：纽约、旧金山和东京湾区。 按经济总量来看，粤港澳大湾区的GDP跟它们在同一个量级，且由于大湾区的增长速度快，将来还有可能成为这几个湾区中的第一。
其次，从客观层面来看，对标世界上的几大湾区，在金融领域跟纽约湾区的影响力相比，在科技创新领域跟旧金山湾区相比，在高端制造上跟东京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还存在差距，还不具备其他几个湾区所具有的全球领导力。
之所以用大湾区来命名这一区域，是因为这里目前很多跨境流动的障碍仍未打通，希望以一个地理空间的概念来重新定义这个区域，打通原有障碍。虽然不能像欧盟内部那样完全开放边境、没有边界管制，但是期望能达到要素高效便利的流动。深圳作为一国两制下最前沿的区域，需要率先尝试要素的便利化流动和规则对接。
随着国家的全面开放，自贸区的铺开，深圳应该为国家担当怎样的使命呢？
实际上，国家已经定了接下来的“几步走”目标，今年实现全面小康，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2050年全面实现现代化。在整个过程中，深圳要成为国家全面现代化的引领示范城市，在经济体制改革，包括城市管理、社会制度建设、文化对外开放等方面，都能够成为现代化标杆城市，为其他城市起到示范作用。
谈深港合作关系 科创是重要合作方向，前海和河套是深港要素流动的试验平台
南都：您刚刚提到要素便捷流动问题，以及深港之间的合作，近期在河套区推进的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有了新进展。另一方面，前海也是定位于深港合作的一个特殊区域。您怎么看前海和河套，这两个地方对于深港合作关系的意义？
方舟：由于存在不同的制度体系，所以很多东西需要通过在特殊区域的试点开放来实现合作，前海和河套在这方面做了一些非常好的尝试。
我本人是前海的顾问，也参与了河套的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的前期筹备和相关谈判工作，因此非常高兴能看到河套能够建立和发展起来，现在深方和港方两侧园区的进展都蛮快的。
相对于河套重点发展科创产业，前海的深港合作更侧重金融和现代服务业这一块。我们在推动河套发展时提出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希望把它建成全国范围内最能吸引全球人才，以及通过深港合作的国际化科技园区。
如何吸引高端人才，这个事尤为重要。河套深港科创合作园区因为具备一些先天的国际化优势和制度特殊性，能够成为吸引高端国际人才、推动自主创新的重要平台。
南都：可以说，科技创新是接下来深港两方的重要合作方向。在您看来，两地在科技创新方面各自拥有哪些优势？
方舟：从科技产业来说，两地的互补性是很强的。深圳的优势明显，第一，已经发展出国际一流水平的科技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很强。其次，深圳能直接联系内地巨大规模的市场，深圳也是国内大市场的一部分。今年还有一个指标性的意义，按零售总额来算，中国内地整个商品消费市场的规模超过美国，相当于成为全球商品最大的内需市场。
香港在科技方面有它的优势，也有它的弱点。优势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自由港、低税率、国际化环境对国际人才比较有吸引力。第二，香港拥有国际一流水平的大学，大学的国际化程度比较高。
弱势在于香港长期以来侧重金融、地产这些行业，制造业只占香港GDP的1%，在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方面，基础较为薄弱。香港有好几间大学在世界排名很高，但研发成果仅限于论文，没有进行产业化。而在深圳，这里90%的研发是在企业内完成的，而非来自大学科研机构的基础性研发。好处在于跟产业化很贴近，弱点在基础性研究方面较弱。这一点上恰恰跟香港是反过来的，两地有很强的互补性。
南都：那么在推动深港合作方面，尤其是把香港高校的基础科研成果嵌入到湾区的科创产业中来，在这方面您有哪些建议？
方舟：这和刚刚所谈的推动两地要素流动也有非常大的关系。过去多年，两地的科研资金是不能跨境流动的。国家拨款的科研经费，不能拿到香港来使用的。反过来，香港的大学是公立的，其科研经费也是财政拨款，原则上也不能够跨境使用。
2018年，在香港的两院院士联名反映这个情况，后来这方面开始有了一些突破，国家的一些科研拨款能在香港使用了。
举例来说，香港在临床医学的某些学科，在国际上是相当不错的，但两地在生物医药研发上的合作，也受到跨境要素流动的限制，包括药品、血液样本、人体组织基因等。要素流动的限制无疑给两地合作带来掣肘。
为什么河套被认为是深港要素流动一个非常好的试验平台？我们希望能在这里率先实现一些刚刚提到的包括资金、科研设备甚至药物、器材等，用于科研用途的要素，能够在这一区域内先流动起来。
采写：南都记者 黄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