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政之 教育篇
教育改革点多面广线长，深圳教育发展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随着深圳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和适龄学童人数的增加，从幼儿园到中小学，优质学位供给压力越来越大，“扩大中小学教育规模”被写进国家重大文件中。
深圳初中生综合评价方案引发的风波，因涉及到稀缺的优质学位，快速刺激到这一数量广泛的群体的神经。深圳家长火速上书，官方积极回应，短时间内拿出了具体可行的解决方案。不可否认的是，事件折射出一个问题：深圳的高中学位数量依然与其他一线城市有着不小的差距，深圳家长的焦虑正是由此而生。
2019年对深圳教育是有着特殊意义的一年。这一年是深圳建市40周年，是深圳被赋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使命的一年，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全面实施的一年。这意味着深圳不止立足深圳、着眼当前，更要立足大湾区、谋划未来，进行教育的先行示范。在体制机制方面进行大刀阔斧的变革和深度探索，产生更有生命力和复制性的优秀经验，以辐射到全国，这是未来深圳教育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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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教育
建设“高中城”能否成为学位问题治本之策？
在2019年的最后一个月，深圳初中生“综评之争”引发全社会关注，家长们在吐槽综评方案与综评系统“复杂、难懂、不友好”的背后，是深圳公办高中学位不足引发的普遍性焦虑。一部分颇为理性的家长纷纷在“综评”相关文章中跟帖评论，呼吁教育部门“应该多建高中”。
“深圳破解学位不足问题，有没有更好的先行示范办法？”在2019年12月举行的中国（深圳·罗湖）第二届粤港澳大湾区教育现代化暨深圳教育先行示范专家论坛沙龙环节中，听众首先向在场教育专家抛出这个问题。
在场的教育人、家长都被这个问题吸引，期待专家们能提供一些可行的思路。对此，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杨四耕认为，深圳或者可以借鉴上海的经验，在学生导入上有控制、设条件，加大投入多建学校等。杨四耕的一番话，也道出了深圳高中学位不足的其中一个问题所在，即高中学校建的还不够多。
就在2019年即将结束之时，《深圳市高中学校建设方案（2020-2025）》经深圳市委市政府审议通过，超常规高质量建设高中学校。未来3年，深圳将一次性拿出29块地建37所高中，五年新增公办高中学位10万个，总量超过深圳近四十年来的高中学位总和。
针对以“高中城”建设应对目前急需解决的学位不足问题，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杨东平认为，是治标之法，是政府为解决高中学位不足问题“不得已的办法”。要想彻底解决高中学位不足的问题，深圳教育部门就要意识到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
“高中教育的主办权应该下放到区县一级，不应该由市教育部门来主办。”杨东平表示，高中教育的主办权不在区县教育部门手里，就很难调动区县办学积极性。“深圳的情况是比较特殊的”，他提到，如重庆市、上海市等很多城市所有的高中学校都由区县教育部门管理，而不是由市教育部门统筹。对比其他城市，他认为深圳的高中学位不足问题，或许与深圳的高中学校管理体制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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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
对于学位不足的因果关系应该怎么考虑？
统计数据显示，最近十年，深圳小学生增量全国第一，10年增长了75%。与之对应的，是深圳近年来学位供给显著攀升：“十三五”期间，深圳年均新增学校37所，新增公办学位4.76万个。仅在2019年，全市新改扩建中小学校27所，新增公办中小学位5万个，新增幼儿园学位2.01万个，公办园和普惠园在园儿童占比达到79.6%。但是，2019年年末多区发布学位预警。小初学位紧张，部分公办学校更是一位难求。
深圳是座移民城市，外来人口比例高，随之而来的还有大量随迁子女的入学需求。据公开报道，截至2019年4月，深圳65%以上的义务教育学位提供给了非深户籍子女。虽然学位年复一年紧张，但必须承认的是，相比其他一些大城市，外来人口子女在深圳入学相对容易。
2019年，深圳市委市政府出台的《关于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和《深圳市高中学校建设方案（2020-2025）》提出，规划2020年至2022年，新改扩建146所公办义务教育学校、新增公办义务教育学位21万个。深圳正在多措并举，补齐公办学位缺口这块短板。但就目前来看，深圳增加学位的速度还赶不上缺学位的焦虑。
在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主任董奇看来，解决学位问题的关键不仅仅在于建学校，还在于“在平等对待每一个孩子的基础上，达到教育的优质”。如何标本兼治，增量提质两手抓，更是深圳面临的挑战。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杨东平认为，深圳要建成教育综合改革的实验区，而不是一个个单项改革。以改革促进发展，以创新促进教育公平和质量，也就是说要破解深圳教育困扰，要进一步以改革和创新的思路去解决。
“深圳的教育困扰是中国所有的大城市相似的地方，它有一个思维上很难超越的限制，是我们对于供给不足的因果关系怎么考虑。我们总是认为外来人口太多了所以供给不足，其实这是倒因为果。因为你是按1500万的人口来规划，只给户籍人口提供公共服务，当然不足，实际上城市已经发育成2000万、2500万、3000万人口规模。”杨东平说，以此为思考，要解决学位供给不足，就要站在城市发展的角度，以城市人口规模来规划教育体量。
在这样的布局之下，面对双区发展的机遇，深圳也应该以创新的方式发展教育。杨东平认为，深圳要在体制机制改革上给教育“松绑”，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促进教育体制开放，引进社会力量举办教育，促进教育的多样化创新。
如深圳允许举办小微化、社区化、多样化的学前教育机构，类似的组织方式是否可以在义务教育阶段出现，让教育有更多的可能性和灵活性，同时也可解决人口密集区的学位问题？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介绍了这样一种经验，“在国外，数以百万计的学生通过在家上学完成基础教育。这实际上是一种以家庭为单位、小规模办学的微型学校，国内也可以放开更多形式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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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
以公办园为主的转型能否顺利、高质量落实？
2019年以来，深圳《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学前教育普惠优质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深圳市学前教育发展行动计划（2019-2020年）》（即“1+1”文件），提出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标志着深圳市学前教育转入以公办园为主的发展新阶段。
在刚刚过去的2019年，全市新增幼儿园学位2万个，公办园和普惠园在园儿童占比达到79.6%。据“1+1”文件，到2020年深圳全市幼儿园总量将达1967所，其中公办园约984所，在园儿童占比达到50%。如果说2019年是深圳学前教育的转型之年，那么已经到来的2020年将是深圳学前教育的攻坚之年。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5月，深圳公办园数量68所，要在2020年达到984所，深圳还有一场硬战要打。
以“新建为主，转化存量幼儿园为辅”是深圳发展公办园的途径，而这也并非一条坦途。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南方中心研究员王依杉看来，当前新建园任务时间紧张，规划落地、建设周期较长。在转化存量这条辅道上，同样涉及到多方利益协调的难题。王依杉指出，由于当前政策中还没有明确应该如何与举办者协调利益、如何进行经费补偿、如何采取措施带动鼓励转型等问题，协调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工作难度大、细节多、周期长，目前各区只能根据自己的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依法对政府产权民办园开展清算工作，商定回收补偿办法；对租赁物业改造办公办园的也需逐步引导转型办园，协调回购奖补标准。
同时需要关注的还有，深圳学前教育在加速扩张公办园的同时，相关质量能否跟上？首先迎来挑战的就是公办园的管理。王依杉指出，目前深圳在市一级层面尚未出台公办幼儿园管理办法，造成各个区难以制定自己的管理细则，对于管理已有公办园的路径不够明晰。这是政策配套不到位的问题。
教师队伍薄弱也是深圳学前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深圳市新建公办园的教师全部无编制，实行“按需设岗、以岗定薪”的教职工全员岗位聘用管理。这样的做法好在“能上能下”，对教师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但也存在弊端。王依杉指出，由于没有编制，薪酬差距不大，教师对未来生活预期的不确定，这就容易造成人员的流动与流失，尤其是关键管理岗位人员的流动。他们是一所幼儿园持久发展最核心的力量，且掌握着的是国有资产。如果这部分人不稳定，对于深圳未来大体量公办园的发展是一个隐患。对此，王依杉建议，预留出一定的编制，给到幼儿园重点岗位人员，保证幼儿园运作的稳定。
在政府大力建设公办园的同时，关于学前教育的另外一种新气象也在萌芽。2019年12月，深圳市教育局发布《深圳市学前教育机构设置标准》（以下简称“新标准”），允许举办小微化、社区化、多样化的学前教育机构。新标准为深圳学前教育的未来发展指出了一条新的道路——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幼儿园学位压力与日俱增，将有更多规模更小、办学形式更加灵活的学前教育机构出现。
统筹：南都记者 朱倩
采写：南都记者 朱倩 伍曼娜 贺如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