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建一艘能远航的船，更要建一艘能解决实质问题的船。”热爱交叉学科研究的中山大学博士王旭一直致力于研究政务党建数智化工作。他曾发明多项国家专利、著有《党建工作AI助手》等著作、开设《数字党建与数字治理》等课程。其中，“移动党校”项目获评教育部“全国思政精品工作”。
“移动党校”项目综合运用虚拟数字人、知识工程、自然语言处理等多项技术，将数字技术与基层党建工作深度融合，用交叉学科力量服务全国基层党员，将科研成果写在祖国大地上。
初心
“科技界别如何为党和人民服务？”
出生于河南焦作的王旭，虽在求学过程中，一直选择文科专业攻读，但他对科技的热爱从未减少。从高中起他就多次参加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ROBOCUP世界青少年机器人大赛等赛事并获奖，研究生阶段他参与了若干技术蓝皮书的编辑工作并加入了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在一次次磨砺中，他凭借着过硬的科研成绩屡屡“亮剑”。“从教育部全国创新创业新闻人物，到‘挑战杯’‘创青春’国家奖；从五四青年奖章到大学生年度人物，每每走上领奖台，虽步履蹒跚，但也让我一路向前。”
2016年，王旭从阿里巴巴集团组织的全球选拔中脱颖而出，成为每年仅有的30名“全球梦想家”之一。从“光明顶”作战指挥中心到天猫、支付宝，王旭同其他29名来自不同领域的青年，跟随“钉钉”等各明星项目的创始人、核心团队学习和钻研。其中，“城市大脑”计划通过科技赋能城市管理，缩短市民通勤时间的理念，给王旭留下了尤为深刻的印象。“从那一刻开始，我更加坚定了‘以科技创造未来’的梦想，我渴望建立公益与科技的连接桥梁，在解决社会实际问题中实现人生价值。”
拥有“优秀党员”“中山大学新时代力量典型人物”“广东大学生年度十大人物”等众多称号的王旭，并没有只关注个人的发展，而是将自己的进步融入到集体的成长之中。其中，最为引人关注的是他在党建数智化工作上的探索。王旭告诉记者，他坚持探索党建数智化的初心源于2017年的一次研讨会。
彼时的王旭成功当选为河南省青年联合会科技界别委员。在第一次界别讨论会中，“科技界别，如何为党和人民服务？”的问题令他着迷。“作为一名党员，我觉得这个方向大有可为，但当时我并没有找到很好的答案来回答这个问题。”王旭告诉记者，自此之后他一直在为这个问题寻找着答案，并把它带到了在中山大学攻读博士的期间。“没想到的是，它对我的影响如此之深，不仅是我过去几年的研究方向和博士论文，甚至成为了我未来的奋斗方向、我的‘长征’。”
调研
寻找党建工作真实的“痛点”
作为“岭南第一学府”，中山大学历史悠久，文理兼备，师资雄厚，人才辈出。王旭在这里找到了“科技界别，如何为党和人民服务？”的“长征”方向。
在中山大学团委和政务学院的支持下，王王旭带领对该问题有共同志趣的中大青年学子创建了“中山大学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传播研究会”（以下简称“研究会”），同时广泛邀请各个学科的同学加入。团队研发多项国家发明专利，为思想传播提供了技术途径。他们还先后多次在“创青春”“互联网+”等创新创业大赛上获得国家级荣誉。
然而，当他们将成功研究出的第一项数字党建技术带去基层测试后，却被现实重重“打脸”。第一次检验科研成果的经历让王旭及其团队有了深刻的反省：“党和人民需要什么，并不是我们在实验室里拍拍脑袋就可以研究出来的。什么时候我们把社区里的大爷大妈服务好，那才算是真的行。”
要想成功，唯一的方法只有扎根基层去实践。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王旭便开始用近三年的时间，去到北京、深圳的各个厅局或党群服务中心，也去到云南、广西的十万大山或祖国边疆，深入全国1000多个各种类型的机关、党支部调研，寻找党建工作真实的“痛点”和“答案”，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同团队反复研讨新方案新设计。
从雪山到乡间，从密林到海滨；从中央到地方，从“超员”到“流动”……王旭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技术在党建中的应用方向，他说：“我看到有时书记要背着奶奶下山开会；我看到新履职的组工干部需要在负责生产的同时，四处翻阅资料等等。正是看到了这些不便和困难，让我找到了科研为党和人民服务的真正方向。”
研发
“小红声”协助党员“为党履职”
王旭认为技术在数字党建中最大的效用，一是弥补因区域资源差异产生的鸿沟，让基层党员和人民不因人力资源、物质资源的区别而作难；二是作为“外脑”或“助手”，让每一位党员身边都有一位经验丰富、随时在岗、能干会说的数字助手，从而解决基层缺乏“专职专业党建工作者”这一难题。
随即他便带领团队潜心研究。在中山大学、中央党校、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等单位的专家反复论证和指导下，他们在“移动党校”的基础上，通过知识工程和知识建模，将《中国共产党章程》以及总书记讲话等材料构建了高达22万条资讯的“党建大脑”，最终结合虚拟数字人技术，研发出了一位AI党建助手“小红声”。
经过多轮验证，该系统可以为机关事务平均减少约1小时的文案、流程准备工作时间，让党务、政务工作者有更多的时间直面基层或是服务生产，释放更多的“生产力”。
2020年12月，王旭在中山大学组织部的指导下，与所在党支部协力，使用AI党建助手为全校的党支部书记展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情景课。在该课堂上，AI党建助手依托其强大精准的数据库，全程服务党支部进行了一项非常复杂的党务工作：从按章程协助主持人把握会议进展，按序分发提供各份材料，到将现场的发言自动整理成会议纪要草稿，“小红声”开始协助党员“为党履职”。“AI将来可以入党吗？AI又会对党建工作有哪些影响？”这是一名党员在现场参会后发出的感叹。
在此过程中，他们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和鼓励。2018年9月，第一台“移动党校”终端设备落地深圳，同月又亮相深圳国际会展;2018年10月，研究会代表卜熙向在广东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汇报了移动党校研发历程;2019年5月，团队负责人王旭向广东省委书记等省主要领导汇报了移动党校的研发经历；2021年9月，教育部部长听取了王旭的科研汇报……
支持
让党建知识与技术开发不再“割裂”
数字党建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在研究的初级阶段最难的部分在于适应性。王旭说，他走过许多数字党建的研发部门，但是极少发现同时具备党员身份并了解党建工作运转的工程师。他感受到，当前的数字党建研究和应用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割裂”，而这种“割裂”正是造成当前一些数字党建技术研发停滞、不适用的深层次原因。
因此，如何发挥各技术（材料）的优势，让它们能在不同的领域（工作场景）真正地发挥用处，去解决真问题，才是最为重要的。
在中山大学就读博士期间，王旭积极地四处奔走，得到了来自母校以及全国各地高校、科研院所老师、一线党建工作者的支持。这些人中，有来自党建研究所的郭文亮教授，来自人工智能与无人系统研究所的黄凯教授，还有来自“天河二号”国家超算中心的李奈青教授……他们有的深耕于党建知识，有的擅长钻研技术，还有的常年服务党建工作。
“他们就像是经验丰富的水手，给予了我最重要的指导”。王旭说道：“例如在解决‘数字人难题’时，郑州大学的徐明亮教授多次带领我与图形学研究所进行研究和论证，最终找到了稳定的方案，让这位数字党建指导员‘活’了起来；在研究党建理论时，我的导师何艳玲教授、肖滨教授则常常给予我指导，让我深刻地把握技术和政党的关系，培养交叉学科能力；而在研究解决工作场景时，时任宝安区党建中心的程再峰主任则常常给予我们无私的支持，亲自带我们去体验并总结基层党组织最真切的一面。”
同样，一项成果的诞生，也需要良好的培育环境。王旭回忆，其所在的海珠区无论是优秀的创新政策、培训宣讲，还是人员支持上，都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更重要的是，他感受到帮助和扶持，不是冷冰冰的纸上政策，而是来自一个个鲜活的“海珠公务员”。自数年前海珠区新港街道副书记郭丽琴得知王旭团队正在从事该方向的研究后，便一直支持他们的研究，“不仅为我们解决了一些赛事难题，还为我们提供了调研点。我们常常和党建指导员范慧义交流，许多数据和想法在那里得到了验证。”
未来
拟进行“党建大模型”相关研究
埋头赶路时，王旭也不忘仰望星空。在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当下，他也时刻为“党建数智化工作如何保持与时俱进地解决当下问题”的议题继续寻找答案。在王旭看来，有两个绕不开的方向，是他们的科研目标。
第一是协助党员学习“如何把握数字技术”这一现代化工具的能力。
第二是在党建这一具体情境下，为党组织和党员打造强大可靠的数智工具。针对前者，他开发了“数字党建与数字治理”等课程并在中组部全国干部教育中山大学基地任教；对于后者，他则和团队编写了电子书《党建工作AI助手》，力求像道路导航那样，为所有党建工作提供一套“党建导航”。面对不断迭代的技术，他们还拟进行“党建大模型”的相关研究。
“自1990年中央办公厅成立信息化中心至今，我们先后经历了信息化党建、互联网+党建、智慧党建等不同的阶段。面对今天的数字中国和数字党建，我希望能尽一份绵薄之力。”王旭说。
采写丨南都·琶洲π记者林至钦
